无体物、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于民法典中知识产权问题的“另类”思考

知识产权之无体 ,并非由权利的无体所致 ,而是由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所致。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作为物权客体的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具有可比性。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不是通过对客体的利用而是通过控制对客体的利用体现出来的 ,构成法律意义上财产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而是知识产权权利本身 ,知识产权与物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属性。因此 ,按照物权编的模式在民法典中设立知识产权编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渔业权的物权结构及其规范意涵

渔业权并非我国立法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化的救济规则。《民法典》物权编从"养殖的权利"和"捕捞的权利"两方面初步规定了渔业权的权利构成和私权属性。养殖权和捕捞权虽然均含有渔业因素,但在客体性质、权利效力、运行逻辑上具有显著差异。养殖权系主体通过对特定水域的现实支配以获得养殖物的权利,符合用益物权的基本特征。但为实现相关法律的体系化构造,养殖权应从渔业权中独立出来,归入海域使用权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从生存权保障及事实物权的法律确认角度,通过对物权支配性和客体特定性的宽松解释,宜将渔业权界定为渔民这一特定主体所享有的捕捞水生动植物并获得其所有权的法定物权。除渔业权渔业之外,渔民以外的其他主体经营渔业的权利均来源于授权许可。     

网上商店的物权客体属性及物权规则研究

网上商店是网络虚拟财产中的一类,因其集虚拟物与权利为一体,而成为虚拟集合物。“网店”经营者权利是物权。 “网店”经营者对特定的平台“空间”享有用益物权、对作为集合性财产的“网店”享有所有权。基于 “网店”独立的物权客体属性,以及网络技术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密切联系,对其行使权利应遵循物权法上权利行使、限制及保护的规则。     

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

支配权是权利人无需他人意思的协作,即可在客体上单方面实现自己意思的权利。支配权概念的产生与对物权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密不可分,自其产生之后就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支配可以分为事实支配与法律支配。前者以直接占有为标志;而要构成法律支配,则必须或者构成间接占有,或者具有对客体的处分权。支配权的范围包括对物、精神产品、财产权利和自身人格的支配权。支配权与绝对权、形成权、抗辩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论用益物权的客体

<正> 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用益物权在使用、收益意义上的支配权所作用的对象。它既有民法上的物的一般属性,又符合物权客体的法律特征,还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     

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与理论统一

民法上的客体有法律关系和权利两个语境,存在颠倒概念种属等逻辑矛盾.民法上的客体语境应限于权利,法律关系主、客体理论受前苏联的不当影响.客体概念源自哲学,强调主体的支配作用,客体理论由此烙上哲学印痕.客体概念应回归法学,为权利的形成机制.权利具有规范和事实的二元属性,应区分其客体与对象,使前者表征权利的规范性;后者表征权利的事实性.客体多元论导致了权利二象性的错位,权利客体应向一元论回归,统一为义务人的行为.《民法总则》不规定权利客体为其解释及理论发展留下了空间.     

权利能否作为物权客体的法律分析

一、物的概念的发展及其与物权客体的区别 权利能否成为物权的客体，这一直是物权法中争论的问题之一。我国《物权法》第223条规定了可以设定质押权的权利范围，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我同民事立法借鉴德国模式，权利体系遵循了主体一客体一权利的逻辑模式，依客体的不同作为划分权利的标准。     

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法律属性——兼论《民法总则》第127条的理解与适用

虚拟财产和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是虚拟财产纠纷法律适用的连接点和法律规则体系构建的基点.既有研究受"虚拟财产"中"财产"一词的误导,直接将虚拟财产定性为财产权的客体并将其置于"物债二分"的财产权体系之下的研究进路存在比较严重的物法思维倾向."物债二分"体系并非财产权体系的全部,虚拟财产作为权利客体也并非当然地属于物权或债权的客体.超越"物债二分"的财产权体系,可以发现虚拟财产并非单一权利的客体,同一虚拟财产可能同时为多种权利之客体,虚拟财产权也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包含多种权利的权利束.虚拟财产作为多元权利的客体属性是由其信息本质所决定的,同一信息的不同内容可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民法总则》第127条将虚拟财产定位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但并未指明其属于何种权利的客体,这为虚拟财产作为多种权利客体的定位提供了解释论的基础.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虚拟财产权纠纷时应根据个案被侵害的法益判断被侵害的虚拟财产是作为何种权利之客体进而选择相应的裁判规范.     

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

环境容量是描述环境要素纳污能力的自然科学表述。作为一种自然力的功能性载体,由于其具有可感知性、可确定性和相对的可支配性,因此具有成为准物权权利客体的可能。以其为客体而生成的准物权称为排污权,具有使用、收益等基本的用益物权属性,是我国推行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履行《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法律基础。     

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三维考察——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

比较法考察表明,在土地吸附建筑物的不动产理念下,用益物权以土地为核心而设定,以在建筑物、动产和权利上设立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立法技术处理为辅助,形成客体范围宽泛的财产用益权利体系。在土地和建筑物各为独立的不动产的理念下,用益物权只在不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的客体范围取决于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安排。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一般规定和具体权利之间、具体权利和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均存在逻辑矛盾和法理冲突。功利性的文义解释掩饰逻辑矛盾,对把握法律真义造成误导。立法机关应当维护不动产概念内涵在物权法体系上的一致性,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重新做出选择,在立法技术上对现行法规定之谬误进行补救。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的历史沿革评述

从18世纪到20世纪,英美法国家有关科学证据的法庭运用,所表明的基本思想是,将科学证据评价的事实问题,通过三种方法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保证法官在科学证据评价中承担更多的审查义务,以减少陪审团在科学证据判断上出错的可能性。这三种法律转化方法分别是,专家资格审查、专家证言的形式审查、专家证言的实质审查。这在20世纪的美国审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台湾地区民事证据保全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为了彻底改造所移植外国法,更新传统诉讼观念,解决诉讼拖延、效率低下和诉讼成本高昂问题,我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证据保全制度从立法理念到具体内容进行了重大变革。新证据保全制度所蕴含的保障程序主体权、扩大诉讼解决纠纷能力、疏减讼源及预防纠纷发生的理念,以及为贯彻该等理念在设置具体制度时,扩大证据保全范围、规定并引导当事人于证据保全程序中达成协议和严格证据保全的程序保障的做法,对大陆证据保全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从“身份”到“场所”——属人法连结点的历史与发展

属人法连结点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古罗马至19世纪是住所地主义形成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国籍原则与住所地主义的并存时期;20世纪中叶至今是属人法连结点的新发展时期。其中,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起点并非是国内学界所公认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而应是后来的孟西尼学说。国籍原则衰退后,住所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在第三个历史阶段,惯常居所替代了住所,成为属人法连结点在当代的新发展。     

从“局外人”到“局中人”:心理学研究理念的演变

自20世纪中叶开始,心理学研究理念开始由"局外人"到"局中人"演变,这一演变是心理学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有:科学哲学思想的演变,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转变,后现代思潮的作用和复杂性研究的影响.认真分析这种转变,有助于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正确的心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论,找到心理学发展的科学路径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国家赔偿制度的成长及其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形成国家赔偿理念.直到20世纪上半叶,国家赔偿理念才普遍得以确立.这与西方市场经济扩张、民主政治发展、人权保障意识兴起以及普遍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随着国家赔偿理念的成长,国家赔偿责任开始宪法化和制度化,赔偿程序呈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赔偿范围也随着人权价值的普遍确立呈日益扩大化的趋势.我们应该理性认识国家赔偿理念和制度架构的共同规律以及各国有关具体规范设计与适用方面的不同点,完善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War,crime, empire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millions of deaths produced by states and governments make the 20th century ‘unnameable’, a century far more lethal than all previous ‘pre-civil’ epochs.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contemporary state violence tends to decline or to temper the brutality commonly attributed to archaic armies, nor that the rules and limitations internationally imposed on that violence, throughout the last decades, have reduced its effects. The 20th century having gone, and while hope was growing that mass murder and destruction would also go with it, recent events appear to suggest tha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poised to become unnameable in its turn. In this paper a reflection is presented of the notion of war as annihilation, which emerge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is is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empire and crime. As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argument developed, war is described as a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form of crime of the powerful. Finally, reflecting on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 the discussion suggests that such a concept may offer legitimacy to those who invest their enthusiasm in supporting contemporary wars as well as to those who fight against them. The latter may find inspiration in the idea of a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试析民初商事公断的法律性质——基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视角

ADR概念来源于美国,原是对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具有代替性、选择性的特点以及纠纷解决的基本功能。民国初期的商事公断集现代和传统于一身,兼具仲裁和调解的性质特点,任何一种单一的法律性质界定都显得单薄,不能涵盖其全部,而它的这种新旧杂糅的特点都可以纳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模糊"概念之中。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