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冲突以主体双方分别对相关信息享有权利为前提,是由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导致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冲突的原则主要有利益衡量原则、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应从立法完善、诉讼外的手段和诉讼内的手段三方面协调知情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冲突。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对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最有力的一道屏障。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立法自治权和变通权、经济权以及教育和语言文字权。对侵害少数民族权利进行救济主要有提起公益诉讼和违宪审查两种方式。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民扭送权之完善

公民扭送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临时扭送行为的权利。在国外,公民扭送权称为公民拘捕权,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但在权利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方面有一些差异。我国公民扭送权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对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作用不强。可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适当扩大我国公民扭送权的行使范围,明确公民扭送权的证明标准、时间性要求以及告知义务。     

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论我国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存在重大缺陷。为了完善我国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 ,文章提出 :整合我国目前商誉权的法律保护方式 ,即不再适用名誉权条款对一部分商誉利益进行保护 ,以突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设置的竞争关系为前提 ,将侵害商誉权行为作为具有一般侵权行为性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统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誉权条款 ,规制各种侵害商誉利益的行为。     

引导疏通 良性互动 实现行政维稳效果最优化

（一）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1、立法保障。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目前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已经具备将请愿权明确载入《宪法》的条件，因此，建议把请愿权明确纳入《宪法》保护。此外，《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重心应当放在引导和促进上．使公民现实地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消极限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阻塞意愿的表达渠道。     

应明确子女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兼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修正后的《婚姻法》增加了探望权的法律规定, 但没有明确未成年子女权利主体的地位。正确地理解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明确未成年子女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 才有利于整个探望权制度的构建, 才有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和探望权纠纷的解决。     

政策法规

“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劳动法律体系的母法。它以国家意志把实现劳动者的权利建立在法律保证的基础上,既是劳动者在劳动问题上的法律保障,又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即年满16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包括中国公民和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公民。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指劳动者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劳动方面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劳动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劳动者的利益是社会利益的主体。因此,《劳动法》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在劳动领域保护劳动者的各种需要     

消费者滥用撤回权的完善进路研究——以“职业退货人”为切入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消费者撤回权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但近来出现"职业退货人"的问题表明该权利也会被消费者滥用。消费者滥用该权利的原因在于,强制性的立法模式提供的倾斜性保护超过必要限度,而规则的不明确以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低成本诱发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为了更好的发挥撤回权应有的作用,任意性立法模式应取代强制性立法模式,细化相关规定并明确相关规则以提高机会主义行为成本。     

论人格物在民法中的限缩与延伸

人格物作为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物,体现了一般性人格利益在物上的延伸。载体物的毁损灭失会造成人格利益不可回复的后果,权利主体可依据物的损失要求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同时,法律也必须对人格物的种类及其处分予以严格的限缩,以防范权利范围过大而导致权利的滥用。立法将人格物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种类加以保护是大势所趋。为此,对人格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中亲属免证之制度设计

亲属免证是指基于证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关系而免除其证人作证义务，它是证人免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属免证制度是中西方共同的法律传统，它的设立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立法设计应明确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免证范围和程序。     

论我国继承权丧失制度的完善

继承权丧失制度是继承法中重要制度,直接关系继承权丧失人和其他继承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维护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继承法》中关于此制度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对比国外立法例,检讨我国现行立法,以期构建完善的继承权丧失制度。     

论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

行政诉权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以及当下法学理论界仅仅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一定程度上相对压制甚至剥夺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主体一方行政诉权，这并不利于行政机关服务于社会之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无助于官民平等关系的打造。应在“平衡论”原则指导下，在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适当放宽对行政机关诉权的限制，以达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平衡。     

代孕行为之民法思考

代孕技术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为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冲击.不孕夫妇的生育权和代理母亲的身体权为代孕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代孕协议使代孕行为权利义务关系更加确定.法律不应对代孕行为一味禁止,而应当面对问题合理规制,发挥其公益性初衷,遏制其危害性.     

法律规制与文本变异——新叙事理论视野中侦查文书写作权的建构

侦查文书写作的法律规制是法律的明确授权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从文书创设的新叙事语境到法理阅读的接受过程,强调文书写作权力“超界”使用时公民个体及时寻找救济“逃离”侦查权强制的途径。侦查文书写作要完成的使命是完善侦查人员适应侦查工作的素质,调动侦查人员努力工作的情绪,在不断更新的叙事理念中决不滞后地彰显法律的完善和人性的光辉。     

附条件不起诉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新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响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需要从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与明确适用前提条件、建立听证程序明确听取意见的规则与效力、分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行使异议权的后果、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和增加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监督制约与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     

文化权法律保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文化权保护

文化权的主体是拥有、认同该文化的少数民族全体,主要包括文化自决权和文化使用权.旅游开发存在着忽视少数民族文化权保护的问题,因此法制建设应增强少数民族文化权保护的内容,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参与观察和调查发现,要由一个明确的执行主体来代表该少数民族行使这些权利,并将行使文化权而实现的物质利益在该少数民族中进行合理分配.     

机动车登记中的物权保护问题探析

对于机动车的权属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物权的基本原理,从私法和公法的双重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和立法调整。本文认为,机动车登记行为具有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的双重法律属性,公安机关在办理机动车登记中对相关事实的审查属于实质审查。《物权法》对机动车登记效力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要件主义。对于登记中的错误应区分具体情形,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补救。对于第三人善意购买的被盗抢机动车,应当采取有偿回复的方式予以处理,不宜不加区分地予以追缴。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是人类种族繁衍的本能需求，生育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自然人所固有、专属和必备的人格权。自然人均平等享有生育权，法律对自然人的生育权应予以普遍的确认和保护；同时，也应关注男性、无配偶者和罪犯（包括死刑犯）等争议主体的生育权保护问题。     

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租赁物的作用,减少交易风险,维持既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还是一种既得权,在实践中则存在很大的争议,各法院的判例也不尽相同。本文作者拟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来探讨期待权在优先购买权制度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