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商法》下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若干问题研究

承运人的识别一直是海上货物运输相关方所面临的一项难题,该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公约及各国国内法对承运人概念的定义不一;二是运输方式的多样及复杂性。拟通过分析有关条文,并结合实际案例,较系统地阐述我国《海商法》下有关承运人制度。     

论我国无船承运人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从无船承运人自身的局限谈起

随着国际货物运输业务的蓬勃发展,无船承运人应运而生,其作用也日益显著。然而,由于无船承运人自身法律地位的复杂性,加上当前我国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仍不够成熟,无船承运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往往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本文主要从无船承运人自身的局限方面讨论我国当前建立无船承运人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无船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之辨识

从辨析无船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之间的区别人手,分析无船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识别中的障碍及缘由,归纳和总结正确识别无船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的标准和方法.     

美国对受控承运人的运价限制及豁免

运价限制及豁免是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的基石,《美国航运法》通过设定严格的运价延迟生效限制制度,对受控承运人进行严厉的法律监管。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中运价限制及豁免的相关法律规定,指出了目前我国国有航运公司在未改变受控承运人身份情况下,所享受的不是永久性豁免,并继而对受控承运人制度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谈实际承运人责任的双重属性

对海上货物运输中所涉实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关键在于对“委托关系”符合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的解释。在相关理论不能理想阐释实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属性的情形下,界定实际承运人责任的双重属性,可以消除海商法有关实际承运人责任在理论上和实务中的困惑。     

浅析无单放货承运人的追偿权利及法律规制

提单己经成为在国际贸易的买卖、运输、结算全过程中都起着积极作用的单据。承运人无单放货给贸易、航运等各相关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无单放货引发的诉讼也不断发生。本文通过结合学者相关理论从无单放货承运人的责任角度切入,对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汽车公司没有责任

本案涉及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与旅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解决承运人按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对乘客钱包被窃是否负有责任的问题。结合本案的事实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审判长认为汽车公司没有责任，理由如下：（－）本案中，汽车公司与乘客姜某之间已形成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旅客运输合同是承运人把旅客和他的行李、物品按约定的时间送到目的地，而旅客给付规定运q的协议。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按约定的时间把旅客和他的行李、物品安全送到目的地。这里的行李、物品是指旅客按有关规定对其进带的行李、物品办理了托运手续取得了…     

涉外不当得利纠纷中准据法适用的实务操作

【裁判要旨】因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运费支付产生的纠纷,若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人民法院应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关系性质将涉外案件定性(识别)为不当得利纠纷,从而援引相应的管辖权规则和冲突规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涉外不当得利的准据法适用规则,融合了意思自治原则、共同属人法原则及行为发生地原则,审判实务中,"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可理解为"不当得利起因行为发生地法律"。航次租船合同中的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不应就返还不当得利承担法定连带责任。     

提单在国际贸易实务中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海运提单在成为最主要运输单据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实务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如倒签提单,预借提单,无单放货等现象,使得承运人等有关当事人承担着巨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就旨在分析这些潜在风险,并探讨一系列对于此种风险的防范措施以及应对方式。     

海事审判中的无船承运人问题——困惑之门与化解之道

无船承运人从货运代理分化而来，在相关纠纷的案件申，正确识别二者的身份是公正裁判的前提。法官的审判作业应该是：首先根据合同内容认定合同的性质，然後依据合同性质鉴别当事人身份，万不可仅凭一方当事人之官方身份直接确定其在合同中的身份及界定合同的性质。《国际海运条例》关于无船承运人应办理提单登记及交纳保证金的内容，实质是一种市场准入条件，属于强制性规范申的取缔性规定，不影响相关民商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无船承运人可以享受单位责任限制，却不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之列，这是封其发展壮大的法律制约，解决之道惟在修订法律或封法律子适当解释。无船承运人提起追偿诉讼，系合法转嫁赔偿责任之有效手段，在适用《海商法》关于追偿时效的规定时，应注意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取舍，将公正置于司法活动的至尊位置，以体现海事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     

论无单放货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针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长期存在的无单放货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问题,以我国《海商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依据,结合《汉堡规则》的规定和国际航运实践做法,分析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及其代理人、港口经营人承担无单放货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责任种类等。     

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识别推定制度之考察——兼论中国海商法承运人识别制度的发展

联合国最新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提出开创性设计,规定若无法识别承运人,则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直接推定船东为承运人有其合理性与历史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将承运人无法识别时的责任转嫁于托运人的立法思路。观诸航运大国之海商法,或由于承认光船租船条款的效力,或由于承认多个承运人的存在,亦出现了向船东转嫁责任的方法和船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现行要件主义的承运人识别处理方式下,公约的思路可以为处理具体案件中承运人识别问题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参考。     

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潜在的各种危险

本文总结了提单所包含的货物权利 ,并在英国法下讨论了承运人无单放货的危险。在此基础上 ,作者探讨了保护承运人的方法及其可能性。通过对大量重要案例分析 ,给承运人提供了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对策。     

提单转让后托运人对承运人的诉权

提单转让后,托运人是否还能起诉承运人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可以直接起诉承运人,但没有规定托运人就不能再起诉承运人。托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其诉权不应被随意剥夺。根据中国民法理论,托运人的诉权与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允许托运人享有诉权,符合国际一般做法,也有利于承运人、托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三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权利能力论: 一种主体的视角简

权利及其能力是与主体紧密相关的,主体是权利的载体,因此,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对权利及权利能力的内涵及外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权利能力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狭隘到宽广、从习惯到法定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也影响了权利的发展演变过程.     

提单的货物收据功能之辩证

长期以来,在国际海运和贸易界,人们普遍认为,提单所具有的货物收据功能来源于大副收据,并且将大副收据视为签发提单的唯一凭据.当承运人滥用大副批注时,托运人只能以提供保函的形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提单所具有的货物收据功能系根植于法律而非大副收据,承运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判断并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采纳或者如何采纳大副批注.当承运人不适当地行使批注权时,托运人和收货人亦可用海事强制令制度和诉讼手段寻求法律救济.     

论“二级识别”现象存在的客观性——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传统观念认为,识别作为法院进行法律选择适用的前提步骤存在于冲突法中,是适用冲突规范前需要处理的特殊问题。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首次从国际公约的层面对承运人和货物控制方的识别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这说明识别与识别冲突不仅存在于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中,而且存在于准据法的选择适用领域。二级识别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当重视研究二级识别问题。     

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海上货物运输中“电放”法律问题探究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提单通常是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凭证,如果承运人无正本提单放货,则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电放的情况下,承运人应当如何在目的港交付货物,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而导致理论观点不一,判决各异。通过青岛泰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诉青岛大通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从电放概念入手,层层剖析电放情况下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义务和责任。     

简评《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之规定

无单放货一直是航运实务操作上经常发生之问题,就承运人而言,其对无单放货究竟应当负担何种责任?实务上对于经常发生无单放货之类型又为何?经200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大会第六十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作出了新的规定。在界定无单放货概念的基础上,归纳航运实践中无单放货的几种模式,分析无单放货的法律性质,认为将无单放货定性为侵权与违约责任之竞合,允许提单持有人择一行使权利,对请求者而言,保护较为周延,同时介绍《鹿特丹规则》关于无单放货的规定,对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程序可不凭提单放货这一创举性规定进行评析。     

Optimization of DNA extraction from low-yield and degraded samples using the BioRobot EZ1 and BioRobot M48

Robotic extraction of DNA from dilutions of blood and semen using either the BioRobots EZ1 or BioRobots M48 consistently produced lower recoveries than standard organic extractions of the same samples.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robotically extracted DNA, glycogen and carrier RNA were added following cell lysis. The addition of glycogen, postlysis, resulted in no improvement in DNA recovery with the BioRobot EZ1. However, when carrier RNA was added to the cell lysate of limited and degraded samples extracted on the EZ1 or the M48, DNA recoverie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four- to 20-fold. DNA yields obtained by robotic extra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arrier RNA were as high, or higher, as those obtained by organic extraction lacking carrier RNA, while experiments that utilized carrier RNA in both types of extractions showed increased sensitivity for both methods. Furthermore, carrier RNA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recovery of fragmented DNA with the E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