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前期画人的价值趋向

明代社会中前期社会意识与审美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士大夫文人的处世形式与价值倾向,决定了写意、院体和浙派等画人的兴衰荣辱。从浙派的顺应时势、李开先的画评、后期浙派的狂狷之气、中期文人心态趋逸趋隐等四个方面看,画人的价值趋向是明代中前期画风嬗变的内因。     

论中国古典美学“游”范畴的审美意蕴

"游"范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来源于原始神性的旗帜飘带,儒、释、道三家都有丰富的阐述,深刻影响到艺术、人生各个领域,具有较广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界域,本文通过对形游、游观、神游三个从身体到精神层次的阐说,试图揭示"游"范畴的审美特质,并揭示出高扬"游"精神对于文论转型及艺术人生构建的意义。     

论艺术创作及欣赏过程中意象的生成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意象",是"意"与"象"的并置与化合,是一种生成和动态的平衡.艺术创作过程中意象的孕育与生产的两个阶段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两个过程;艺术欣赏时意象的生成是欣赏者对艺术品意象的再发现过程.意象具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艺术创作和欣赏时生成的意象饱满圆涨.艺术的魅力蕴含在审美意象之中,艺术的根本功能就是其审美的功能,而审美,正是艺术创作和欣赏时意象的建构和重构也即审美意象生成的过程.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湖湘文化濡染的韩少功

湖南是一个乡土色彩十分厚重的地域 ,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对湖湘文人的审美视野与人格构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湖南文人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心理定势。而在新时期的作家当中 ,韩少功受湖湘文化的濡染是比较典型的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中的审美趣味上 ,而且体现在其人格精神的建构上。     

生命之思──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之精神

生命之思──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之精神蒋永文研究一个民族的审美理论，必须解读其中所独有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思想理论体系的独特性都是来源并体现于其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独特性之上的。本文试图依据审美人类学的观点，通过对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的某...     

论王阳明“狂者胸次”的人格美学

王阳明对"狂"的精神气质的认识,伴随着其格物工夫论的不断扩展与加深而逐步深化,并逐步提出"狂者胸次"的人格美学精神。"狂者胸次"的提出是王阳明格物工夫不断成熟的产物。"狂者胸次"坚持以"良知独知"作为理论基础,而阳明对于"致良知"是"必有事"的强调使得"狂者胸次"的人格美学精神具有了彻上彻下的意味。"狂者胸次"是独立的人格美学范畴,它的提出对整个民族人格的完善与提升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论王船山的余情范畴

余情被普遍认为是日本和歌的审美范畴,但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词、诗论中,余情范畴亦多次出现,或指一种本己之情,或指一种延续性、审美性诗情,或合而为一成为诗人表达自身情感与理想的寄托。王船山将余情范畴从古典诗词创作中提炼出来,把它理论化为一种超越无惉滞且内含德性伦理价值的美学范畴。作为一种终极的形而上的情感境界,中、日余情均追求言外之韵味,诗外之情感,但中国的余情饱满充实,日本的余情则哀婉凄迷。两类余情观念共同作用于塑造当代人的心灵、精神与情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文旨趣与文人之诗——从北宋集会诗歌看宋诗文雅特质的形成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集会诗歌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人文意象,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宋代文人的生活环境、活动方式、审美趣味决定的.集会创作受逞才争胜意识影响,往往"以学问为诗",着力于立意、用韵、用事,是典型的文人之诗.集会诗不但反映宋诗的典型特征,而且是对北宋盛世文化成果的生动记载,呈现了北宋雅文化的特质.     

论元代文人画家的“游戏”精神

元代文人画家在"游戏翰墨"中建立一个确证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对他们而言,绘画与游戏是一体的,"游戏"不再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表达,而成为一种精神追求。元代文人画家的"游戏"不是戏谑,它基于"游于艺"、"逍遥游"以及"游戏三昧"的思想,其中浸透着对人生存本身的深切关切,有着丰富的自由意蕴。在"游戏"精神的引导下,元代文人画家的"墨戏"从物象造型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新的审美意味,创造了新的绘画面貌。     

文本的创作与阅读的视角--谈文学的意境创造

意境是属于我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它是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意境通过情景交融的表达方式,虚实相生的创作技法,创造性的审美视角,往往能使文学作品产生韵味无穷的美学境界.因此,意境也成为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之一.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十分必要和紧迫。福柯话语理论的构建取向、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大众的同意"、拉克劳和墨菲后话语理论的多元主体"接合",为之提供了视角和切点。大众化了的马列文论话语、中国化了的西方文论话语、时代化了的古代文论话语和实际化了的比较文论话语"接合"起来,构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再与创新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话语二度"接合"起来,就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有机意识形态"。     

论魏晋南北朝元范畴“象”的理论推进与文学实践

魏晋南北朝是“象”范畴实现从哲学范畴向美学和文论范畴转化的重要时期.陆机将玄学思潮中的言象意引入文艺学领域,从构思角度阐发三者之关联,触及到形象思维问题;而刘勰则鲜明提出“意象”观并与“物象”相区别,赋予“象”审美化品味,其“隐秀”说为“象”做出全新的界说；钟嵘以“滋味”、“直寻”论诗,要求诗人构象“即目会心”,并娴熟地以“意象”从事批评.此阶段山水、田园诗中的“兴感”以及创作中情与景的结合,均是对“象”的文学实践,这为批评家进行理论总结,提出范畴术语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论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的寄托范畴

本文认为:“寄托”是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一个颇为重要的审美范畴,过去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虽直接出自于常州词派的提倡,但却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我国古代的诗论、词论、书论及画论中皆含有寄托的主张,常州词派的贡献就在于把它改造为审美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审美范畴,并详尽论证了寄托范畴内部的微观结构及其外部关系。     

叶燮原诗之诗学本体对比研究

霍松林和卜松山是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两人研究的主要倾向性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问题切入上的差异、研究思路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本土化的视野和国学的功力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到了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以文化自觉之视野和文论的身后理论根基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到了叶燮诗歌在“缘情”之“怎是”。他从更加广泛的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和凸显《原诗》的思想体系以及体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品质”的批判话语，力求在叶燮诗论中挖掘“缘情”的因子．以寻求古代文论价值实现之可能性，以期实现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思潮论

"审美主义"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其它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生命艺术化"是其思想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从这种新的视角出发,审视中国美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断代史,立足于中西文化-美学比较角度,考察审美主义在中国的系统化形成,探寻审美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机制、建构特质和发展理路,将会对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古代文论诠释主体的境界层次论

在对古代文论的诠释中,诠释主体应该具有不同层次的境界:知识境界、道德境界、心灵境界。它们分别构成意义还原的基石、合理诠释的规范、审美交往的保障;且三种境界融合协作对古代文论进行和谐贯通、生生不息的诠释。诠释主体的诠释境界对古代文论的诠释及当代文论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论陆游序文中的文论思想

《渭南文集》是陆游的散文总集,其中第十四卷、十五卷中以＂序＂为篇名的有34篇,较有特色的是诗集序、文集序和词集序。这些序文中有些涉及到文论批评方面的内容,体现出一定的文论思想,尽管算不上丰富多彩,亦没有惊人之论,但体现出一定的个性,且富于时代气息。陆游序文中的有关文论阐释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密切结合对特定作家、作品的品评展开,具有明显的文学批评倾向,并且贯穿着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带有重视实践的特点,这与南宋时期的某些理学家持有的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     

论“格调”

本文主要是从一般美学内涵的层面 ,分析“格调”范畴。研究古典、分辨“时代格调”,其意义不只在于摹仿 ,更在于养成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高雅趣味 ,揭示中国文学的古典主义精神和典范风格 ,给中国古代文论提示出一种走向理论分析的技术化、专业化的趋向 ,这与西方现代文体学和新批评等的文学研究有相通之处     

从“悟”看严羽的“以禅喻诗”

严羽能够从禅学中拈出“妙悟”来喻诗．是因为二者在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二者的差别体现在：在悟的内涵上，一为出世一为入世；在悟的途径上，一为做“加法”一为做“减法”；在悟的境界上．一为人生理想，一为审美态度。这些差别没有为我们所注意，主要原因在于比喻自身的语义变化以及中国文论范畴的模糊性：从比喻自身来看，禅喻的模糊性导致了“悟”这一意义的不确定；从中国文论本身来看。文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决定了这些范畴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