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实证分析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引入公共自行车计划,但是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鲜有研究。论文从政府创新和政策扩散的理论视角,提出公共自行车计划的扩散受到城市自身公众压力、公共交通需求、政府意愿与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四组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述四组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自行车计划在城市之间的扩散。无论是城市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如旅游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均道路面积、行政级别等),还是城市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压力(如府际学习与竞争、下级政府促动和舆论宣传等),都对城市采用公共自行车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还探讨了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示,并指出了未来值得研究的议题。     

电子政务使用如何影响公民信任:政府透明与回应的中介效应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公民信任?论文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模型,认为电子政务使用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公民对政府透明和回应的感知水平会中介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2014年中国36个主要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论文的多层模型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说。论文揭示了电子政务影响政府信任的过程和机制,为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促进政府绩效改进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经验依据。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基金会资助绩效何以提升?——基于信任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问题】基金会资助正日益成为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继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之外的重要资金来源。资助关系建立的前提是组织间信任,但目前人们对于信任如何影响基金会资助绩效这一问题还所知甚少。【方法】基于信任理论,对国内3家资助型基金会展开多案例研究,借助质性研究工具NVivo进行资料分析了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影响因素,以及行为策略及对资助绩效的影响。【发现】(1)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建立受特征因素、过程因素及纽带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与基金会选择的资助形式有关。特征因素在公开招募方式中作用更突出,纽带因素与过程因素在推荐制和定向邀请中作用更明显。(2)不同的信任前因会影响基金会资助行为策略选择。对于特征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用契约行为;对于纽带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取关系行为;对于过程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则倾向双措并举。(3)在资助过程中,基金会综合运用契约行为和关系行为有利于促进项目目标实现、合作意愿强化及伙伴能力提升。【贡献】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了基金会相关研究,拓宽了组织间信任的研究领域;还从实践角度为基金会实现有效资助以及草根公益组织获得基金会资助提供了行动参考。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论文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制度压力及其他地方政府本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影响的模型。通过对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事件史分析,分别揭示强制压力、同行压力和其他政府自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强制压力和同行压力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而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行政层级的高低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负相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上述研究发现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为我国培育和推广卓越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论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

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受到政府能力、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作为外部监督机制,新闻舆论监督影响着政府自身的态度和内部监督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在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探讨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的因素对提高政府危机治理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公共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内部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

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方方面面的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制约。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其公信力也会有所变化。公共危机中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危机预控机制、信息公开机制、法制建设等方面探究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阐释政府公信力的现代理论基础。结合上述影响因素,从建立危机预控机制、建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信息公开等方面入手,寻求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相关对策。     

社交媒体使用与中国警察信任——政治兴趣度与主观社会阶层的双重调节机制

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推进了社交媒体的普及度,公众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我国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值得被刑事司法领域所关注。基于犯罪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本研究采用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国区数据,探究我国民众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兴趣度与主观社会阶层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我国警察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治兴趣度越高,社交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的负向影响力越强;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社交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的负向影响力越弱。研究发现旨在解构与理解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政治关注与社会分层对中国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为提高我国民众对警察信任度的政策措施提供循证建议。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中国城市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宏微观互动分析

论文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宏微观交互多层线性模型,检验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市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条件。论文发现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与市民政府信任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不同模型,以及控制经济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变量的情况下依然成立。论文还发现,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高教育程度者对财政透明度的预期更高,随着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政府信任的正面影响不断减弱,当市民的教育程度达到本科学历时,财政透明对政府信任的积极影响微弱。     

政民接触对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影响机制——公务员对公民信任的中介模型

公务员和公民的接触(政民接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接触假说和政治信任理论,构建了政民接触与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406名市直机关公务员的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民接触正向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而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同时,研究认为,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接触越频繁,越有助于增进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这一研究结果有别于“接触性不信任”假设。聚焦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既丰富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研究视角,也拓展了接触理论的应用领域,为未来培育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促进政民互动、深化政民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导。     

腐败治理提升政府信任：新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形成反腐败高压态势。党的二十大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重要性。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研究腐败治理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后发现，腐败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同时，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腐败治理对政府信任的正向效应更高，互联网能够强化腐败治理对中央和区县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以期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合法性实证依据，为各级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提供一定启示。     

政府会影响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吗?

论文旨在研究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背后的政府因素。借助于传统研究提出的三部门分析框架,我们试图运用制度理论、资源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来解释以下两个问题:政府是否会影响非营利组织与企业间的跨部门协同?上述影响是如何形成的?利用课题组于2013年在贵州省X市收集的117个非营利组织样本数据,我们检验了基于特定层次作用机制而提出的假设。结果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构建和资源供给的方式影响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上述研究发现的启示是:相关非营利组织应进一步获取或巩固在当地治理系统内的合法性,并合理地拓展或强化自身与特定领域内政府部门间的关系网络,从而帮助自身争取到更多的来自企业的支持和合作。     

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政府网站为例

以政府网络为视角,研究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部门改进信息化服务工作,提高公众满意度。本文通过对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进行改进并参考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ECSI),构建了我国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所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公众视角揭示我国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公众感知质量和公众感知价值对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公众预期对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政务信息公开满意度对政府形象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对公众信任有间接正向影响。     

论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机制及其制度完善

第三次分配起始于个人，也结束于个人，个人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需求主体和参与主体。个人可以通过捐赠、消费慈善产品等方式参与第三次分配，但其是否参与将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参与意识、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政府的引导培育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在坚持分配正义理念的基础上，法律通过确权、激励、保障、防范和救济五种机制作用于第三次分配。对照这套法律机制的要求，我国必须作出降低慈善组织准入门槛、明确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