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侦查权合理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合理配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可从分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权随时启动侦查一定的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等方面配置侦查权;公安机关可从分级、分类整合现有侦查部门,优化侦查权、派出所负责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看守所应享有部分侦查权、法制部门不应享有侦查权等方面配置侦查权。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是有效遏止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而科学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的公正与效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笔者回顾了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当前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并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问题,深入研究了各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他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科学发展与完善。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之现状及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对加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对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自侦部门侦查办案模式;建立自侦案件的报捕证据标准并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自侦部门与侦监部门的配合联动机制。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为研究视角,从工作模式转变、侦查权优化配置以及职务犯罪侦防工作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期对我国构建权威、高效、公正、有效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有所裨益。     

反渎侦查一体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红河州检察院反渎工作为例

反渎职侵权侦查一体化是检察机关为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提高反渎整体办案效能,采取以侦查指挥中心为组织形式,以提办、交办、参办、督办、异地指定管辖等为主要办案方式,以上一级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作为本地区职务犯罪侦查的指挥平台,整合上下级检察院反贪力量,实现办案的规模与效应,达到预期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种侦查模式.2010年以来红河州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积极推行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形成全州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一盘棋的侦查格局,全州反渎职侵权部门成功开展反渎专案工作,查办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特别是在查处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达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程序性控制思维下侦查权之进路

新一轮刑事司法改革倾向于对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方式、职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机关必须从坚持侦查法治原则,完善警察法体系;优化侦查权配置,适度扩大警察自由裁量权;提高业务素质,丰富侦查手段;重视法制部门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科学的侦查权体系以平衡国家调查犯罪的需要。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配置问题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立法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凸显出不少矛盾。当下学界流行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和独立的反腐败侦查机构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具有可行性。在保留现有侦查体制下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进行完善成为必然选择。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基本路径是: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扩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机动侦查管辖权,建立检察系统内部侦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设立合理的管辖冲突解决机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