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及其现代化际遇下的"德福一致"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难题,并借助宗教式的悬设在实践理性中论证了其"至善"命题,试图以一种思辨的道德神学方式消解内在于"至善"中的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深入分析康德的"实践理性悖论",并从基本道德法则认同、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与个体道德价值信念的维度尝试"德福一致"的现代建构,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温纯如“二律背反”作为康德哲学的辩证法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曾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类理性本身产生矛盾的必然性，把辩证法引入认识领域；而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出道德与幸福的矛盾...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

康德的实践哲学将自由确立为人的一切行动的起点,政治和道德作为人的实践行动的两个基本领域,康德通过对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之基础的阐明,最终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的内在一致性.康德并没有忽视政治行动的特殊性,政治行动作为人类意志的表达和实现方式,规定人类意志的东西既可以是自然的必然性,也可以是自由的因果性,因此,康德是同时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对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康德对于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康德关于理性统一性的思想.     

汉娜·阿伦特论思维的道德意义

探究汉娜.阿伦特"思维"理论的思想渊源,应包涵苏格拉底对自返性思考能力的关注、康德"人是目的"实践理性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以及卡尔.雅斯贝斯无限沟通能力的公共理性理论等。汉娜.阿伦特的"思维"理论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在理论上,它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产生的精神机制;在实践上,它提供了分析当下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的一个视角。这种思维能力通过自返性的对话及与他者共在的沟通,实现了对他者存在的理解与同情,必然也就能够实现康德所希望实现的"不把他人仅仅当作手段的"的这种人类共生状态,那么所有非人道的底线行为就无从产生,生命相互尊重的共生状态就能够得以建构,道德冷漠也便无处遁形。     

从“上帝”之死看理性与信仰的分野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从经院哲学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的理性经历了一个由认识上帝的工具到黑格尔哲学中取得上帝身位的演进过程。本文在追溯这一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康德、实证主义、尼采等对理性局限性批判,提出尼采所谓"上帝死了"中的上帝,要么是依赖理性论证的上帝,要么是取得上帝身位的理性本身。据此,文章认为,"上帝死了"不是信仰的终结,而是理性与信仰分野的明晰,并敞开了人们探寻理性和信仰问题的视野。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逻辑结构

康德以纯理论形式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逻辑结构是:以"物自身"为逻辑起点,以"自由"为内容核心,以"人是目的"为旨归,以"自律"为实现路径,以"实践理性的公设"为条件。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道德合理性的重建：康德伦理思想的解读

道德合理性是对道德何以可能的回答，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康德诉诸实践理性的先天分析，构建了以道德法则为原则，以主体人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道德理论体系，对道德合理性进行了卓越论证。康德理论的重要成果和遗留问题，对后来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现代性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道德合理性的构建，不仅是理论的期盼，更是现实的祈求。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康德的道德合理性构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     

论上帝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双重作用

上帝概念是康德哲学中尤其是在其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个概念对康德伦理学中具有双重作用即调节性和构成性作用,这显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神学向度。但上帝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即神学服从道德的需要,上帝服从人的需要。     

康德前后期对上帝证明的差异性辨析

对上帝和自然的思考是康德哲学相互交错的两条线索,二者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随着对宗教和自然认识的深入以及批判时期的到来,康德的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上帝的证明也是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康德采用假设这种证明手段。但是通过对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作品的对比,会发现康德前后期对上帝的证明“根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期更倾向于理性推理|后期则倾向于采用类比和假设,在类比的基础上假设,证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确信。同时康德以其自身现身说法,单纯依靠理性推理证明上帝存在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道德与伦理的冲突——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

康德道德哲学遭到了源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的现代道德理论的激烈批判。哈贝马斯将康德的理性普遍主义道德看成现代道德的典范,而将黑格尔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视为对道德现代性的挑战,并试图在继承、调整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对道德现代性进行辩护。对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围绕着理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及个人自主原则等问题展开,其实质乃是道德的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之争。只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理论上的抽象争论才能获得其实质性意义。     

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解决途径——贺麟的《文化与人生》论证逻辑

贺麟立足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考察了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相互独立性。但他没有把康德的形而上学贯彻到底,转而求助于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由此导致观点之间的相互冲突。只有回到康德的论证逻辑,才能进一步推进贺麟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康德的政治哲学通过对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和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所作的阐明,最终确立了道德在人类政治行动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开启了关于人之存在的生存论视野,指明了非社会的社会性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存在特性,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共在和冲突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生存论境域,从而间接地展示了人类政治行动的道德基础;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揭示了政治行动作为体现人类理性以及基于理性之自由意志的实践活动,从而直接地确定了道德对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     

康德的“定言命令”概念解析

"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一书中,康德从"善良意志"这个日常的道德理性概念出发,逐步地推导出道德的最高原则——定言命令,并且阐述了定言命令的内容及三种派生形式。"定言命令"和"道德法则"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康德有时未加区分地使用二者,但这并不影响其论证。尽管康德在《奠基》前两章中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但得出的定言命令却是一个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     

为道德理性辩护

某些学者认为,在中西伦理学中,道德理性主义根深蒂固,长期压制着道德情感,阻碍了道德的完善。然而,反观历史,便可发现,虽然许多先贤大哲都曾强调道德理性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否弃道德情感。道德理性不应成为我们的矛头所指。其实,长期遭受压制的应该是道德理性才对。客观说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基本立场来看,二者之间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

道德信仰学说是康德进行批判哲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对其整个哲学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经历了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的神正论者到理性的道德信仰论者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转变对康德最终提出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学具有关键的奠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关系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反道德现象。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产生的原因何在?对社会进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标准的社会进步必然引起道德的退步?对此,理论界试图做出理性的深层分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讨论就是由此引发的。 讨论中流行着一种“代价论”(或曰“二律背反论”)的观点,即认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要以道德上的退步为代价,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其重要立论根据之一乃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如一位持此观点的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从整体上把握马、恩关于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思想,毋宁说这里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既然道德仅仅是社会生存条件的结果,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进     

理性抑或情感:休谟道德基础的哲学追问

休谟通过对理性与情感在行为发生和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的分析,确立了道德源于情感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休谟的"情感对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的"理性对行为只具有微小的间接影响"的观点则是片面的。因为道德情感的产生有两种原因:自然情感倾向与实践理性判断。实践理性与自然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实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面对道德判断标准混乱化的现象,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感性情感与实践理性在道德判断及行为动因中的作用,对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