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权力失控的逻辑

灰色利益链条的存在,表明近些年来一些基层权力的基础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部分基层官员不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正式权力以及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是依靠非正式权力及少数"地方豪强"的辅助。灰色利益链基层的国家权力不断地和"社会"产生冲突,成为当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它的发生逻辑,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变化越来越快。社会结构及其中的利益格局的变化是这样,基层的国家权力运作也如此。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实现真正的责任政治——专访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朝着社会管理的民主化、自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推进,只有符合这四个方向的社会管理创新才值得鼓励和肯定。01基层权力行使中的"失控"现象说明,直接面对民众的基层权力该是重新定位的时候了。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如何建立良性的干群关系、引入上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调适权力本身的内部结构,《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的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他认为,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人事权和财权等监督手段已经很大程度异化,基层存在比较严重的"民主赤字",这是权力失控的核心根源。从长远来讲,这要靠民主和法治来解决,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让老百姓掌握问责的权力,以民主促民生。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于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打造完善的法律规范的笼子,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加强人大监督、党际监督和党内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多管齐下治理腐败;畅通民众与新闻媒体监督渠道,通过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加强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民众参与腐败治理。     

权力之上的目标

自由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传统上一直依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这三者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但近20年来我们的精英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平衡,因为经济权力早已脱离政治权力实现全球化,而民主政治往往在脱离过程中严重受损。6月17日的希腊议会重新选举,不过是自1960年代以来困扰西方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严重危机的最新症状而已。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都想拼命免却一场身份危机,结果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威胁到当前的社会契约,并有可能毁灭现有的社会秩序。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     

郑永年: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正>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啃骨头就要有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发挥社会的活力还是要还权于社会。十八大后中国权力格局有了变化和重构,在今天,已稳固形成新的政治权威,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国领导层已向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出艰难决定并聪明地贯彻实施。中国需要继续出发,而如何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如何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巨大挑战。这一     

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再认识

特别权力关系是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并负有特别的义务,这种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和一般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存在与公务员与国家、学生教师与学校、服刑人员与监狱等法律关系中。虽然特别权力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它并没有消亡,有它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对特别权力关系基本内容的探讨和研究是本文的目的,以其能引起大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应对公共安全新思维

<正>在维护治理秩序上,强调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一个新思维,国家权力也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运作依据。"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民众传统的社会理想:安全第一。乱世是可怕的—比做"犬"更可怕。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太平盛世,但安全并非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就近来国内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看,社会安全的隐忧不容忽视。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     

医患关系嬗变十年 撕裂与弥合

<正>是时候了,我们亟需重塑医患关系。和教育领域一样,医疗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无须赘言。一个是教书育人,一个是治病救人。同样是和教育领域类似,经过十余年过度市场化的腐蚀,普通民众依然看病难、看病贵,医生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美誉度依然在下滑。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其实都是医患关系恶化中的输家。医疗保卫着我们的健康,医患关系的恶化摧残着社会的健康。这是一个时代的悖论,也可以说是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其实,和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一样,医患关系也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个     

公权利对抗公权力

本书是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在80高龄时独撰的一部专著,是著者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对此主题历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化和深化。郭道晖教授原创性地提出的"社会权力"的新理论,这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被     

政治衰败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基于“三层次”概念建构法的尝试

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通常,国家形象在两种分析向度上被定义,即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和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与物质形象相比,国家的道义形象更显其软权力的意涵。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有关国家形象的话语论说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并对国家间关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权力符号：“献”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权力符号:“官二代”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假如秋菊懂法

<正>作为权力的一种,司法权威的维持首先靠国家强力,其次靠社会共识——在一个有序的社会,强力所起的作用小,共识所起的作用大。在司法这个天然反民主的领域中,要更加注重民主的因素,也就是必须有更高程度的司法民主。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触及的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倔强的村妇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伤了"要命的地方"而要讨个"说法",但法律无法理解她对正义的界定,法律也不能提供她需要的正义的实现方式,反而让她陷入了困惑和尴尬,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