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与价值构建——以“高危驾车”为视角

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由驾驶人在事发之前、事发之际与事发之后的行为事实为根源,分别抽象出"模型化"的证明方式,以推断其主观意识与意志因素,进而确定其主观罪过;在客观方面,对"高危驾车"案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事实进行价值抽象,以构建出广泛适用的客观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形成对类似案件的一般评价规则。     

惩罚性赔偿的证明难题及其缓解

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司法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欺诈”“明知”等要件事实存在证明难题。消费者对“欺诈”要件事实仅须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即可，不宜提高“欺诈”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经营者须举证证明对消费者已尽到告知义务，应该运用利益动态衡量方法，根据“主观价值说”确定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豪车退一赔三案”中采纳的“客观安全性能说”并不妥当。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经营者销售过期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则推定其为“明知”，不必另由消费者就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举证证明。     

“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

“网络推广骗局”是一类披着“合法”民商事外衣的诈骗类犯罪,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其本质特征是客观上合同之债设立的欺骗性与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性。由于案件事实本身疑难复杂,且刑法与民法规范在此类案件适用上存在相对冲突,司法机关在其性质认定上存在困难。应当以整体性原则认定欺骗行为,以普通人标准评价欺骗程度,最重要的是以合同履行能力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以更好地解决“网络推广骗局”刑事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     

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

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在主观过错上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对其进行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何在？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缺乏支持,实践中亦分歧明显。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为前提,以责任主义为立足点,分析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并对现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谬误认识提出合理性怀疑,包括对该类案件如何进行主观归责作出原则性分析,甚至提出“一个主观心态可以支配一个或多个连续行为”的观点,以此得出结论,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以陷入醉酒状态前的主观心态为主要根据,且适当以陷入醉酒状态之后的主观心理为辅助作综合考察,从而准确确定其肇事行为的主观归责定性根据等。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侦查、检察机关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英芙法系国家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标准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学术界有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法律真实和系统标准等不同主张，现行立法上确定的是比较抽象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具体适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实体事实、程序事实的证据，而且应当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排除刑事责任等方面的事实和证据理解和适用。     

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刑事推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推定在诉讼证明活动中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我国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缺乏必要认识和正确运用,造成了某些案件诉讼证明及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持有型”犯罪、赃物犯罪、共同受贿犯罪主观罪过方面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客观行为方面运用推定时应注意一定的事项。     

双重罪过案件的定性思路

“一颗黑心，两手准备”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少能对该类案件进行正确的定性。此类案件的本质是，主观方面并存两种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不确定会体现为两种行为和结果的一种，基于此，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只能依据最终的行为和结果判断该类案件的性质，确定正确的罪名。此类案件的立法解决模式也存在着重大偏差，《刑法修正案（八）》中“携带凶器盗窃”直接构成盗窃的立法思路，引发了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同一问题采取不同解决方案的自我矛盾，成为侵犯财产罪今后立法完善的重点。     

盗窃数额的若干问题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犯罪构成之定量要素的“数额较大”,兼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含义,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客观方面是指目标物的实际价值数额较大。盗窃罪犯罪形态取决于行为人主观上所欲盗窃的价值与客观上目标物的实际价值的结合程序。行为人对目标财物的价值发生认识错误时,按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处理,这种事实认识错误的认定有其法哲学根据。     

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中的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

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但是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指导性案例的援引率较低，相关规定亟待改进。就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相似性的比较来说，现有规定中“基本案情”的表述过于宽泛，而相关研究成果使用的“实质事实”“关键事实”等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案例指导对判例制度的借鉴。作为相似性比较点，指导性案例中的“案件事实”更适合用“重要事实”来表述，其含义是体现创新规则的事实。这种界定更符合案例指导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准确定位。作为相似性比较的基本方面，案件事实决定着法律适用，应当成为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时主要考察的对象。这一结论可以从司法运行的一般原理、判例法的历史经验、裁判文书的现状等方面得到支持。具体到案件事实相似性的确定方式而言，在程序方面主要存在着法官主动检索和庭审中回应诉求这两种程序性方式：前者需要以裁判要点和规范目的为指引，并结合裁判理由部分的论述；后者则需要更多地引入英美法系中普通法运行的经验总结。而确定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实体方式，则需要借助于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进行对比和检验，特别是在考察体现创新规则的重要事实是否相似时，还需要结合方法论的因素。以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分析为开端，案例指导制度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继续完善。     

司法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的获奖论文蕴含着丰富的司法经验，为分析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大致分为以发现问题为重心的征集“立法类经验”、以理论突围为特征的总结“理论性经验”和以经验反思为主旨的发展“应用型经验”等三个阶段。其成就主要表现为充分展现了案件审判经验、广泛汇集了司法工作经验，并逐步统一了理念认知经验。按照事实是否清楚、法律是否规定和严格适用法律是否合理三个要素，所有案件可以划分为由六类基本案件组成的九类案件，中国司法的基本经验为所有这些案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休谟难题”、“地方性知识”、“个性化实践”和“法官裁量权膨胀”的疑虑，与中国司法经验传承和发展的收益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司法经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不过中国司法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应当根据经验的类型分别采取相应的具体方案。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侦查反思之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融贯

认识论与价值论是侦查运行的两个基础理论。在事实认知层面,侦查既是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又是主观之于客观的活动;在价值指引层面,价值的复杂性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使得侦查实践伦理呈现出不确定性。应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维度探寻侦查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明确两者是相互融贯的关系,即认识论是侦查运行的基础,而价值论会对侦查认知起到补强的作用。应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对侦查进行反思与重构,以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融贯指引侦查,使其更好地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与技术

在审判活动中，追求案件客观事实一直是各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的共同追求。但由于案件事实的事过境迁、事实探知成本制约、司法有限理性等因素，司法过程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必然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当遇见证据无法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时，由于历史无法倒流回复。裁判者也无法实现时空穿越，面对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法官如何裁判则成为了司法实务中必须探讨与正视的话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虽然理论界与实务派对此早已开展研究，但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关于事实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仍然存在困惑，仍有I必要对此进行再探讨。本文通过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入手、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考量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重拾四要件犯罪构成：从可取性到核心重申

因为能够处理好自身与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且能够吸纳正当化事由，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应予肯定。而在肯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之后，我们还应消除因“基本逻辑错误”“基本立场错误”和“基本前提错误”而对犯罪构成所形成的新的疑虑，且应赋予犯罪构成以“司法学顺序性”或“方法论顺序性”。进一步地，当把认定犯罪的方法逻辑和司法效率结合起来，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内序”应确定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最终，四要件犯罪构成应重申的“核心要件”便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而这是由“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

案件事实形成包括两个互相交错的方面：一是对事实进行实体法律意义的判断；二是对事实之真假尊行认定。在真假认定中，首先，事实之真假认定受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另一个是程序法本身的价值目标障碍；其次，事实之真假的“证明标准”并不能以“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为依据，“证明标准”和“自由心证之客观性”具有统一性。     

操纵证券市场罪之主观要件及司法认定

操纵证券市场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为了更好地区分合法投资行为与违法操纵行为，本罪中应增加“引诱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目的要件，同时，为解决司法认定的难题，应充分发挥司法推定在认定主观方面的作用，但不宜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探析——以全国首例律师“部分篡改型”行为无罪判决为例

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虚假诉讼罪的客观对象限定为“无中生有型“行为，对于“部分篡改型”行为一般不认定犯罪。通过对虚假诉讼罪的理论概念诠释，结合全国首例律师因“部分篡改型”行为被判无罪案件的探析，应该加大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以及对“捏造”的内涵立法予以明确诠释，将“部分篡改型”行为纳入犯罪体系。     

客观真实说质疑

任何案件的事实都是在认识主体感官经验上发生的 ,脱离了认知主体的“客观真实”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 ,片面强调社会生活中纠纷和侵权事件本身 ,并将其上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 ,而忽视人的主观感受往往造成司法活动中冤案、错案     

“行凶“及其司法适用

“行凶”一词虽然不是刑法中的罪名用语，但它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它的含义应该为手持各种凶具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的行为。“行凶”的主体必须是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能认定为“行凶”，客观方面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行凶”，要分清“行凶”与“行凶挑拨”的界限，“行凶”与相互斗殴的界限，不能把意外事件认定为“行凶”。对“行凶”在司法实践中应以保守性操作为宜，不应作扩张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