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略,在程序控制、司法审查、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防止非法搜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应根据侦查实际,构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搜查程序,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构建搜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救济机制。     

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又与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所以,搜查的启动必须谨慎。我国刑事搜查启动程序存在着搜查启动缺乏明确的理由和标准、搜查决定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无证搜查的启动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刑事搜查启动程序的立法经验,对搜查启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贞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侦查行为可诉性原理的阐释，进而论证了外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程序、制裁方式等。就范围而言，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都应适用；就程序而言。包括司法审查与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就制裁方式而言，包括诉讼行为无效、非法证据排除、终止诉讼等三方面。最后提出建构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设想．亦包括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和程序两个方面。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和运作 一．令状主义与非法证据的排除。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规定，警察在执行一项逮捕、搜查和扣押前，必须获得法官签发的许可令状，这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令状主义。令状一般是警察执行逮捕、搜查、扣押等的合法依据。对于通过非法逮捕、搜查、扣押等手段获得的证据，     

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以美国搜查程序为鉴

我国现行搜查程序缺失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重视研究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问题,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通过比较法的考察,美国在刑事搜查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刑事搜查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侦查程序违法的法律制裁体系初探

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现象仍然严重。构建完善的制裁体系不失为遏制程序性违法的有效措施。侦查人员实施了程序性违法行为,应由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双方承担法律责任。程序性违法造成的危害结果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常常表现为多层性。因此,对违反刑事程序法中规定的侦查程序性违法行为首先应当予以程序性制裁,在此基础之上再视该行为造成的其他危害结果给予其他法律制裁。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中美搜查程序比较研究

与美国搜查程序现状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搜查程序设置相对粗糙。我国可借鉴美国搜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完善无证搜查程序,增设同意搜查程序;扩大紧急情形下无证搜查的前提条件;引入一览无余原则;在扩大无证搜查的基础上严格排除非法搜查所获得的证据。     

程序性辩护之宪政根基

刑事辩护从单一的实体辩护发展为实体辩护与程序性辩护并行,甚至程序性辩护先行,这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宪政价值理念。程序性辩护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辩护",与实体性辩护不同,它通过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制度,但是由于这两项措施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上的缺陷和不足,使得这两项措施没有起到程序性裁判所要求的控制和审查公共权力以及权利救济的作用。因此,建立程序性司法审查制度应该完善刑事程序性裁制,使刑事讼诉充分体现现代法律的宪政理念。     

刑事附带搜查制度探微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证搜查制度。为协调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搜查法律规定的粗疏与司法实践较广泛运用之间的冲突,必须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其主要内容涉及到附带搜查的类型、范围及其保护性扫视。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监察调查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监察法》非常重视涉案财物调查程序之正当性,针对搜查、扣押等调查工作确立了强制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目前刑事涉案财物调查体系制度定位仍存在偏差,如未能体现其财产保全价值;监察机关能否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立法方面语焉不详;利害关系人之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应当以人财并重理念及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对物调查之财产保全价值;检察机关应成为财产保全及实体处分的决定主体,加强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衡与监督;细化和完善利害关系人之程序性权利,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程序救济机制。     

刑事附带搜查制度探微

刑事附带搜查,是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证搜查制度。为协调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搜查法律规定的粗疏与司法实践较广泛运用之间的冲突,必须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其主要内容涉及附带搜查的类型、范围及其保护性扫视。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保障

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是其基本权利之一,侦查程序特别是搜查、扣押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存在滥用搜查、扣押侵犯犯罪嫌疑人财产权利的现象。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权利,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财产权的保障,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宪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律师程序性辩护之初探

程序性辩护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它是指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法庭提出程序性请求,从而影响或改变审判程序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辩护律师的排除证据申请权、程序选择权、终结审判申请权和程序抗辩权。程序申请权是辩护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不可或缺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程序申请权没有作出系统的规定。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并逐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构建

程序性制裁机制的缺失是我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等程序性违法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程序性制裁理论和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理论。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可以从无效刑事诉讼行为的范围和确认机制两方面来构建。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搜查的制度困境与完善

刑事搜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法律权利,是侦查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措施之一,本应严格规范适用,但我国目前只是构建了刑事搜查制度的大体框架,还存在搜查理由空白化、搜查令状空泛化、签发主体内部化、救济程序无力化等四大问题。相比之下,英美法系的“司法控制模式”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控制模式”在制度体系设计上更为完备,能更好地规制搜查行为,可为我国搜查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与启示。但必须注意的是,域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进行本土化改造,由此方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搜查制度体系。具体的完善路径可从充实搜查理由、具化搜查令状、转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化救济程序等四个方面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我国治安处罚程序性规定的主要不足

在承认我国治安处罚程序性规定“历史功勋”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现行治安处罚程序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首先，从治安程序性规定的目标模式和立法宗旨上看，治安处罚程序性规定虽然体现了相对人在程序中拥有的一定的权利，如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等，但是，从整体程序的规定上看，仍属于立足于行政效率的管理模式，缺少对治安管理处罚权的监督控制机制。其次从治安处罚程序的整体设计上看，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执法机关在办理治安处罚案件时，往往要参照大量的相关规定，人为地加大了办案的复杂程…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