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与法制保障体系的完善

对食品安全实行社会共治的原则,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治理结构包括五组关系: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的制约关系、生产经营者内部的监督关系、第三方市场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其他社会主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关系。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已经形成,但是一些环节还需大力完善。应当增强食品安全信用系统对消费者的交易指引功能,引导职业索赔人将监督重心放在实质性食品安全问题上,通过鼓励集团诉讼落实各方主体的连带民事责任,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信息公开中培育消费者的认知和鉴别能力。     

社会共治：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

＂充分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方面的监督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治理,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6月2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说。时隔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构建完善的社会共治体系成了这次修法的重要思路和目标之一。修订草案第三条规定：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建立最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抑恶”之上的“扬善”：以社会契约重塑校外培训生态——兼与申素平、吴楠商榷

申素平、吴楠从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视角审视了校外培训执法模式的痛点，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方案。但校外培训的善治格局不仅需要发挥执法模式的“抑恶”效能，更需要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迸发出“扬善”能量，从而形塑校外培训治理的社会契约。协同共治模式以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共同参与为主要特征，有助于化解执法模式的监管困局，促成以人为本的高位价值目标，孕育共同体默会的责任自觉，迸发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据此，形塑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追求，驱动共同体深入明晰并肩负起共同责任，激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合力，将成为助力校外培训协同共治模式全效落实的必要之举。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进路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在我国法律层面已经得到确立，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协同程度低、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不足、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应以确立主体多元、信息共享、分工协作、手段多样、责任严格理念为导向，以分配和落实食品监管职责为关键，以健全食品安全法治为保障。具体而言，应进一步增强社会共治观念，重视制度正向激励机制效用；强化社会共治主体相互协同，加强政府体系能力建设，畅通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创新智慧监管技术手段；重视监管绩效评价，严格落实监管法律责任，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之构建

风险社会是一种常态社会,运用风险社会理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常用手法。我国正尝试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以《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全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为此,需要确立战略性风险规制理念,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并实现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职能的分离,进而确保风险信息交流的对称与流畅。同时着力发展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以经济性规制为主体,以社会性规制为基础的多元化规制模式,以此实现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建构。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动力机制探究

食品安全因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而一直备受关注。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2015年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这并未消除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在制度层面,单纯的自力救济和滞后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现实呼唤,还需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的群策共治优势。作为一种公共警示制度,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对于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其客观、及时和准确,需要建立完善的预警平台,并健全的风险警示动力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人力资本产权与非人力资本产权研究视角的异同

人力资本的两重属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和非人力资本产权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物”的属性,决定了我们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用类似研究非人力资本产权的方法和框架来研究人力资本产权中各项权能的界定、分割和实现;而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性具有的“人”的属性,决定了我们可从人的基本权利的享有、扩张和实现来研究人力资本产权在现代社会里的天然性、不可交易性和普遍性。     

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社会联合构建食品安全网

6月17日，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在南宁市拉开帷幕。自治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围绕“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这一主题，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引导食品从业者牢固树立法律、道德、诚信和主体责任意识，联合推动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慈善组织参与扶贫领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与对策

贫困是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治理贫困需要创新当前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单中心扶贫转为为政府主导多中心扶贫模式,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一体化的贫困治理社会支持网络。慈善组织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扶贫领域逐渐从被排斥、被吸纳到主动参与共治,在扶贫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与功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战略定位与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慈善     

论食品安全领域政府责任的缺失与完善

最近几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人们对社会的不安全感日益提升,与对事件当事人的责任追究相比,消费者更为关注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政府责任问题。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推进信息公开、完善信息网络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但现实中政府却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如立法缺失、标准缺失、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等,为此需要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政府履行义务,实现政府责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探析

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背景下的一种社会治理体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厘清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而明晰新型     

食品安全需多方共治

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多方共治。国家和政府负有主导义务,具体负有建章立制、严格监管的责任。多方共治的其他主体,应树立敬畏自然、崇尚健康的自律意识,在食品的源头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消费、处理等各个环节上,遵守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原则,尊法守法,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公民意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生变量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权利责任、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观念,它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要素与一种非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的萌发与觉醒推动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展开,公民意识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水平与效果,而培育和完善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则需要社会从破治制度、组织结构、...     

福建:10个首批创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县(市、区)通过考评验收

<正>据《福建日报》2017年1月13日报道,省食安办、食品药品监管局、财政厅近期对长乐市等10个全省首批创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县(市、区)试点单位开展考评验收工作,10个创建单位全部验收合格,每个单位给予100万元奖励。这标志着福建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迈出坚实的一步。福建省于2015年开展创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县     

论权力观的现实来源

权力观的现实来源包括社会来源和个人来源。社会来源决定了权力观的社会性,而个人来源则决定了权力观的个人性;社会来源形成了权力利他观,而个人来源则形成了权力利己观。社会性与个人性,利他性与利己性构成了权力行为和权力观的基本矛盾。认真审视权力观形成的现实基础,对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举措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顺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社会现实。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才能实现突破。首先,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科学配置社会治理治权,整合社会各方利益诉求,推动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运作机制。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德法共治,运用法律和制度规定理清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职责范围,要加强和巩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再次,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与时俱进。最后,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全方位构建社会管控体系。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构建

政府在推进环境保护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环境保护的社会性、复杂性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对接,将是推进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机制。     

社会共治,捍卫食品安全

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要在不遗余力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唤醒和激发每一个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和全社会的正能量,共同为食品安全这座大厦增砖添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激励引导政策,使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机制化、长期化食品安全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很值得重视和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