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

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一书值得学术界重视.该书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不过,王学东对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有一些模糊之处,对国家声誉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检验假说的过程中,案例选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损害了王学东的理论的解释效力,也难以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声誉,中国所获得的声誉是否有助于实现避免他国制衡的安全战略目标.本文试图修正和发展王学东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认为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的类型不同,获得的声誉的政治影响也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才有可能建立安全合作领域的声誉.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他国的制衡.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     

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组建"联合阵线"的形式发动过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但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友,北约国家的参与情况却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对地区和全球地位的追求是北约国家参与"联合阵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全球地位包括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国内政治因素则会对其作用过程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限制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在利比亚战争中,法国在地区地位和国际声誉的驱动下积极参与行动,并做出重要贡献;德国作为法国的竞争对手,在联合行动有助于扩大法国在北非和欧盟影响力而无助于自身地位提升的情况下,结合国内民众反对军事干涉的态度,最终选择不参与;土耳其则在安全威胁较弱的情况下,基于地区地位、国际声誉和盟友地位的考虑选择参与行动,但民众的反对态度使其仅做出弱贡献。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行为选择也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2009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施的制衡战略包括三种: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各国实施制衡战略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文章认为,反华民族主义是导致三国实施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威胁认知、对抗偏好和动员能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华民族主义较弱,由此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方式。反华民族主义与领导权诉求相结合,导致了三国在制度制衡上的差异。强烈的领导权诉求使得印尼出于维护地区自主的目的主导制度制衡;而较弱的领导权诉求则使越、马两国可以在制度制衡中扮演"支持者""发起者"和"修正者"等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华民族主义对各国的制度制衡发挥了重要干预作用。低烈度的反华民族主义强化了印尼对制度制衡的主导,并导致马来西亚选择通过"追随"策略扮演"支持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则使得越南通过"动员"策略扮演"修正者"角色。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破碎化现象。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应是国际反恐行动的屏障,而且试图以政权更迭和民主移植的方式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则坚持反恐不能以削弱国家主权为代价,需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等特殊性。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要求捍卫人权属于"薄的承认",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特身份属于"厚的承认"。文章认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在反恐过程中对待"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不同态度,这种破碎化现象同时也反映了这种不同态度。西方国家虽然强调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但只是选择性地、甚至拒绝给予非西方国家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则在反恐过程中淡化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坚持认为国家相互给予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不仅妨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而且有可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冲击,其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构建:顶层设计与引领因素

作为较早进行北极研究的国家,德国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北冰洋航道全线开通的愿景,使得德国将参与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承认北极事务与德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驱动力,一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二是北冰洋航道开发带来的经济机遇。本文概述引领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时代背景、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因素,并梳理北极研究活动与德国的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德国依靠环境议题设置来获得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做法,对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事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

冷战后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安全关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的安全战略出现了有意制衡中国的实质性转变。日本开始寻求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并将此作为安倍内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意图主要包括：一是通过＂两海联动＂策略牵制中国;二是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沼泽之中;三是借此压制中国...     

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转型期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

环境问题在客观上对俄罗斯国家形成了威胁,主观上俄罗斯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生态鉴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俄罗斯有效地减少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环境威胁,俄罗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关切及政策。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积极的参与者,但又保持低调立场。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财政支持和各种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以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俄罗斯与亚欧经贸合作:现状和前景

俄罗斯参与亚欧经贸合作是指俄罗斯参与欧盟和东亚地区国家范围内的经贸合作,具有特定含义。俄罗斯参与亚欧经贸合作曾经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制度变迁和地缘客观性使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了积极参与的新的动力。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参与亚欧合作才刚刚起步,因而带有许多不成熟的印记。不过,地理条件、资源优势和自身经济健康化要求又使其参与亚欧合作具有光明前景。     

中国的反恐政策:原则、内容与措施

中国长期面临着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并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种类和特征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立法、健全组织机构等加强国内反恐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双边、多边的国际反恐合作,将其作为有效打击和遏制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使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以及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立场使国际反恐合作复杂化,决定了反恐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移民潮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概念,认为安全分为不同的层次,提出了一些影响安全的非传统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不同的层次上(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相当复杂的安全背景,而移民潮最能反映这种复杂的关系.移民潮是安全概念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安全问题,即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而且也表现为社会-文化冲突、政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