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诉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媒体形象、媒体表达、媒体消费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认同抗拒、主体缺席、选择有限等问题。媒体可以从加强正面宣传、媒介素养培育、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传媒赋能等方面着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工作介入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进城务工年限不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到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同较为模糊,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从一个双向的视角,一方面探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各种宏微观因素,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切入点,反思现存的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最后提出了基于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分别从个案辅导及朋辈支持层面、社区层面和政策倡导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危机进行介入。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研究——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调查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群体的主力,其社会适应程度不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体的生存质量和发展可能,也关系到城乡居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还牵涉到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程度。本研究对在浙江省杭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展开了调查。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认同上有一定的趋同性,社会交往上呈现封闭性,而经济生存上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要积极推进户籍改革,要继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适应,要逐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要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危机的理性考量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历史的必然,但其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出现身份、文化、制度、心理等多方面的认同危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满、社会隔离、未来速茫、整体挫折感等不良社会后果.因此,常要从社会发展理念、社会支持系统和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等多角度来破解认同危机.化解社会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焦虑问题研究

在当下集体性焦虑的社会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焦虑问题凸显,成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转型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焦虑表现在职业待遇、职业流转、职业交往、职业上升、职业角色认同等五方面。造成其职业焦虑的成因有: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特殊性、企业未能尽职尽责与二元社会结构壁垒的形成,因此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纾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焦虑情绪。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从个体化发展到组织化助推——共青团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经商过程中,较多地是通过个体化发展来获取城市社会的认同,努力达成经济、文化、心理等多重维度的社会融入,进而实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但他们面对现实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仅凭个体力量是无法逾越的,因此组织化助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政府、社会(社团)、企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供给的大格局中,共青团正在积极介入,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选举权保障与户籍制度改革

当下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人户分离,进驻城市务工,已成为城市的中间层.但是,对市场经济的过分追捧、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以及传统户籍制度的阻隔和法律法规的缺陷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克减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必须统筹城乡,改革户籍制度;与时俱进,改革法律制度,依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人大代表应职业化、专业化,改革"代表为官"的体制;新生代农民工应社团化,使其成为一个单独的选区,独立参加选举活动;在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从而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益.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致力于城市融合的行动策略是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但其城市融合行动同时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不断反思与调整行动策略。通过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得以更深入地参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方式以"同化"与"整合"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探析——基于山西省6座城市的调查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务工目的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但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基本延续了上一代农民工的状况.就业生存、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城市融入,是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四个基本着力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历程透视——以合肥市餐饮业打工妹群体为视角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打工妹群体的城市化历程具有特别的考察意义。通过对合肥市餐饮业打工妹的城市融入历程的考察,透过打工妹的务工境况、生活状态、心路历程及其发展境遇,凸现其生动多面的城市化历程;以多层面的社会学诠释路径,透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历程的社会机理;以多视角的分析向度,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多重阻遏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