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

为了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合理的必要限度以内,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强制侦查必须贯彻比例原则、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但我国的强制侦查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法限权”、“以权制权”和“公平救济”。其中,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解决我国强制侦查实际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对策,更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在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也是可行的。在具体设计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时,既要体现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容、方式以及违法救济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是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国际准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最薄弱的环节。制度阙如已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带来显著不良影响,且与现行法律体系的规范逻辑明显不协调、与我国司法运行与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要逐步推进,区分强制侦查的强度分别处理,同时注意"司法二元体制"的制约,采取检察机关的"准司法审查"与法院的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模式。具体内容包括缩短拘留时间、改变检察机关"自侦自捕"、允许对不服批捕决定有限制地申请法院救济、对特殊形式的监视居住实施外部监督。同时,应对一部分高强度的对物的强制侦查行为实行外部审批,对电子监听严格法律程序并实施检察监督,以及对物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司法救济等。     

诱惑侦查的应用与控制

诱惑侦查是刑事案件侦查中的一种特殊的调查取证手段,使用这一措施存在极大风险,用之不慎,必使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两受其害。诱惑侦查的正确应用取决于立法授权和严密的程序规制。在我国尚未建立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审查决定权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建立和完善对诱惑侦查措施合法性审查的制度和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制度,是保障这一侦查措施合法有效应用的关键所在。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强制侦查制度的完善,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逐步推进原则。即从实际出发,适当考虑有关方面的可承受性,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也需符合我国刑事程序制度改革的阶段性要求,逐步推进,不操之过急。二是区别对待原则。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要考虑打击犯罪的需求,防止过分妨碍侦查效率。因此,对强制侦查措施应实行区别对待:对高     

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构建问题研究

司法审查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们要求人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我国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对公民权利构成极大威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本文主要探析了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并提出构建我国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建议。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     

侦查行为与尊严

侦查权力与人的尊严有直接的宪政勾连。侦查行为以手段、对象为标准可以大致上区分为具体侦查行为和抽象侦查行为。这两种侦查行为及其下级子行为都与尊严有具体的直接关系。制度上设置司法审查,人心上践行儒家“忠恕之道”,通过制度与人心的互动,才能充分保障侦查程序中人的尊严。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国家调节权:第四种权力形态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下一轮改革的关键是改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改革一直致力于"政企分开",即国家行政管理权与国家所有权分开,却将国家调节权长期混同在行政权之中。国家调节权与行政权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形态。实现"十一五规划"政府职责的科学化目标,将改革深入下去,必须进一步分权,将国家调节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     

Rules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at length and then discusses critically Frederick Schauer's analysis of rules in his recent book Playing By the RuZes . For most of the book Schauer discusses rules in general, and only at the end talks about legal rules in particular. The chief message of Schauer's analysis is that rules permit, and even constitute, a particular kind of decision-making, one that quite deliberately insulates the decision-taker from considerations of what would be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best justified decision to take. Rules are thus for Schauer devi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The effect of A delegating to B the power to decide by a set of rules devised by A is that A retains much control over B 's decision-making. Schauer canvasses the claims of what he calls "presumptive positivism" to be a theory of law which embodies such a view of legal rules. In his criticism, the author compares Schauer's view with Joseph Raz's notion of legal rules as exclusionary reasons. The author then compares "presumptive positivism" with some other recent versions of positivism and the idea of rules as devi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power with theories of law in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权力的分化及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评郭道晖的《论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法学（包括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我国国内的研究看，对于权力问题的关注则是近些年的事，最初是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讨论，之后一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对于国家权力问题的考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对于权力问题的研究逐渐从政治学领域转向法理学界，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尽管学术论著不多，但所涉足的范围已囊括了权力的概念、类别、构成、起源、分化、演变、异化，以及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权力与民主宪政、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等诸多方面，其见解不乏新意。ｏ权力问囚的彼关注自然同正处于…     

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衡平

侦查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重要权能。就其性质而言，侦查权和公诉权都是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且各自的程序任务不尽相同，因而两种权力在服务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分歧，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形，从而导致程序效率的消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衡平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权力配置，既是程序科学运行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也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程序法治问题。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基于创新力与专利竞争力分野的技术竞争力管理初探

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力与技术竞争力的分野作为视角,提出一种在技术创新力稳定的前提下,快速提升创新主体的技术竞争力管理工具,以期指导创新主体建立与自身技术创新匹配的技术竞争力.     

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合理定位

评析了关于检察权定位的七种学说 ,并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