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太空安全政策:观念、行动与障碍

欧洲太空安全政策及其实施,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紧密相连。鉴于欧洲太空研究和运用的现实,欧洲担心太空安全问题。为此,欧洲各界提出了诸多应对方案,如制定太空交通规则、发展太空集体安全、建立欧洲太空威慑能力、拟定欧洲太空战略等。作为回应,欧盟及有关成员国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欧洲标志性太空项目如伽利略计划和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展各自的军事卫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致力于建立欧洲的集体太空安全和太空威慑能力。同时,欧洲也通过太空项目的合作,力求建立太空多极化,抵制美国的太空霸权。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美国国家利益与目标确立的特点和原因探析

针对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基于对不同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和调整,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却是连贯和明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1987年以来美国政府阐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战略性文件。本文结合对这一系列《报告》的分析阐明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界定国家利益、确定战略目标时所体现出的...     

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评析

德国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轴心.德国的欧洲政策直接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战略与态度,也体现着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支柱.德国统一后,由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都进行了相应调整.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转型期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

环境问题在客观上对俄罗斯国家形成了威胁,主观上俄罗斯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生态鉴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俄罗斯有效地减少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环境威胁,俄罗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与德国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文章试图探寻这种不同结果的外部根源。文章认为,一战后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付战争债务,致使后者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实施了过度榨取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一战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动荡,为德国国内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最终,美国不仅没能如数收回债务,反而被卷入二战。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启动资金,帮助欧洲恢复了经济,抑制了德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稳固了联邦德国的新生政权,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同时也实现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通过对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不同对外经济战略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文章试图阐明,随着当代世界安全结构的变迁,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与他国的关联利益日趋明显,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关照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欧洲维度

随着欧洲研究区建设的深入,各国在科研创新政策领域自行其是的时代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层面的科研创新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德国作为欧洲科研创新领先国家,以及欧洲研究区的发动机,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和应对也就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于欧盟科研创新政策的法律基础与政治框架尤其是欧洲研究区建设和"地平线2020"科研框架计划做了简要介绍,在此背景下梳理了德国对欧盟科研创新合作的积极参与,包括相关战略和辅助措施,并观察分析了德国对科研创新政策"欧洲化"所持的立场与对策。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中国核战略的演进与构成

中国核战略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即中国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中国核战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同时又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经历了一个从反核讹诈战略逐步演变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进程。与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相似,中国的核战略也由五个具体政策构成:声明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使用政策、核裁军政策。由于具体情况和战略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核战略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欧洲的国家豁免立法与实践——兼及对中国相关立场与实践的反思

近代国际法的发展以欧洲大陆为中心展开,最早有关国家豁免的实践来自欧洲,国家豁免的两大理论发展———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也先后起源于欧洲。二战后至今,尽管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有关国家豁免的立法和实践尚未统一,但《欧洲国家豁免公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公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各成员国规则和实践的统一提供了规则基础和方法论。欧洲大陆正在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国家豁免政策。中国作为参与世界经济交往的重要国家,不能脱离于上述理论与实践发展之外。绝对坚持绝对豁免论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财产的保护,可在理论上适当采纳限制豁免论,实践中发展国家豁免例外的规则。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安全政策评析

许多人认为 ,法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 ,但对自身的弱点和尴尬处境却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法国的安全政策——寻求集体安全 ,建立同盟体系 ,防止德国报复 ,维护其大国利益——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从理论上讲 ,一种理性的国家安全政策 ,是国家对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的结果 ,必然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指导 ,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实力 ,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周边环境 ,即便有许多因素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左右的 ,但至少它会使自己有能力抵抗外来入侵 ,或者迫使潜在的敌人放弃使用武力的企图 ,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思考

德国正重新思考两德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它包括：强调欧洲的联合与统一、建立新的全欧安全体系、德国由欧洲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德国全方位外交的举措表现在加强与俄罗斯及东欧、东南欧地区的联系和开展积极的亚洲政策方面。灵活多变将是一段时期内德国外交政策的特点。     

从永久中立到依附美国——简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     

蒙古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中蒙安全战略关系

蒙古作为中国北方的邻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从巩固中国北方边境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继续重视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是中国对蒙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中蒙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俄蒙关系、美蒙关系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制定稳妥的对蒙安全战略.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