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歧视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最苦、最脏、最累、最险的工作,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除受制度歧视外,还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并且这种歧视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农民工的歧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限制与接纳阶段,排斥阶段和隔离阶段。对农民工的歧视会造成我国社会结构紧张,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引起农民工子女的代际仇视;影响城市居民群体内部的和谐等,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农民工融入城市生存边缘化对策

通过对农民工在城市生存被边缘化现状和原因,笔者提出了相关的解决策略,希望这些对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弱势群体,一方面与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和政府某些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因素导致的。农民工要想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首先要从自身出发,内在因素很重要。所以,通过农民工自己和社会两方面共同的努力,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为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同努力,为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精神文化困境的成因及解决之路

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为城市的繁荣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因素、农民工所处的工作居住因素、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缺失的因素以及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程度及其评价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民工精神文化困境。解决之路在于政府、文化骨干部门和社会三方共同努力,实现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的因子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社区融合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从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中筛选13个二级指标分析社区融合的因子结构.运用2012年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13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社区融合包含交往信任、文化适应、地域认同和社区参与四个因子.通过计算农民工社区融合度以及各项因子得分,发现社区融合度得分还是偏低,各因子得分“交往信任”最高、“社区参与”最低.为了进一步探讨农民工社区融合度的影响因素,选择7个个人变量和2个社区变量进行分析,发现个人因素和社区因素都对农民工社区融合度具有显著影响；最后在讨论各因素具体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合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政策比较与成本预估——基于重庆、广东、宁波三地的实证考察

农民工城市落户政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互动关系,其政策设置必须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环境和提升城市生存能力,并在城市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城市落户门槛的设立既要考虑社会公平性,又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本文通过对广东、重庆、宁波三地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政策比较和成本估算,提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符合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保护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切实可行的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测评

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社会制度设置、城市生活环境等因素，也涉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民生保障、身份特征、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等因素。根据历年农民工社会问卷调查数据，采用24项评价指标，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进行了分类测评，结果表明，其总体融合水平达到70%以上；而且，农民工的职业融合、民生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支持的。     

浅议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观念变迁——以石家庄市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处事观念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当前农民工亟需转变观念,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更快的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良性互动

如何正确处理农民工与城市之间关系是我国现代城市管理中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良性互动理应成为农民工与城市二者关系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我国当前条件下,通过建设这种良性关系解决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实现农民工与城市良性互动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避免盲目冒进和裹足不前两种错误倾向,采取理性的渐进方式来完成,这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及农民工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其生存处境面临非传统挑战。这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政府、社区、市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初探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社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城市融入。     

山东省城市居民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内容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12个城市的1765名居民的问卷调查,对其科学发展观理论内容的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山东城市居民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内容的认知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影响城市居民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内容的认知度(LNRZ)的因素有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职业、对政治的关注度、对资源与环境等社会问题的认知度、了解科学发展观的信息渠道、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性的认同度等方面。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思想心理障碍及对策

身份认同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尺度.而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农民工自身的心理障碍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为此,地方政府应树立以服务强化管理的新理念,城市居民应树立公民意识,大众传媒应科学宣传,农民工消除自卑树立自信,为实现农民工身份认同共同努力.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分析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治参与因素中参与居委会投票对外在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成为工会会员能提升内在效能感;政治心理因素中政治信任因子可以显著增加外在效能感,但却会减少内在效能感,而其中政治认知因子会同时提高其内、外在效能感;主观社会地位因素中主观阶层地位可以增加城市居民内、外在效能感;人口学因素与内、外在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相比较而言,这四个因素对内在效能感的影响要大于外在效能感。     

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着力点探析

当前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城市社会中仍普遍地存在,农民工还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公平就业仍是一种“理想状态”,其择业面受到很大影响。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要重视吸取世界上有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解决农民工就业的法律法规,把农民工就业问题上升到法律层次加以解决,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试论政府公共服务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一、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 （一）就业权利不平等，就业限制多，而且不稳定 由于身份户口上的限定，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通过非正式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再加上自身整体素质普遍较低，在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较低层次，从事的都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毒、险之类的工作。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城市就业压力增大，为了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各地方政府作出明确规定，限制农民工进入，从而达到保护城市居民就业的目的。如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单位招用外来人员须知中，明确禁止党政机关等五大类岗位使用外来人员，并要求其已经使用外来人员的单位，予以限期清退。     

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的负面作用探析

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原初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具有双重作用。原初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发展阶段的负面作用主要包括:限制了农民工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归属。农民工原初社会资本同质性和乡土性的特质以及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边缘性特征,是产生这种负面的原因。     

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探讨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不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法定权利缺失,而且他们实际能够享有的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较之城市居民也有一定的差距。当前,完善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机制,首先要在立法上消除对农民工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恢复农民工国家公民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强化政府义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再次要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农民工在权利受损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疏离感影响因素分析——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

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文章分别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制度和文化融合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疏离感生成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疏离感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群体间社会交往和文化融合程度,能够显著消减社会疏离感的产生;户籍和居住证等正式制度因素不是影响社会疏离感的关键,而负载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公平待遇和政策满意度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作用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