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类案件中的刑民交叉现象初探

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其自身特性往往交织着诸多的刑民法律关系,而上述刑民交叉现象又一直是困扰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厘清"非法集资类案件""刑民交叉现象"两个概念,研究非法集资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深入剖析刑民现象产生原因,并立足公安经侦部门办案实际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关系分析及处理原则

要深刻认识刑民交叉问题，就必须对刑民交叉关系的类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实体处理思路：坚持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优先适用民法；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从严解释刑法，从宽解释民法；以民事关系的前置性分析和定性为基础来判断刑事关系；在刑民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坚持在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实质判断等。同时，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上以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作为刑事司法准则。只有当我们有了对刑民交叉关系的正确审视度。我们的刑事司法实践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提升。     

民法典时代"两头骗"行为类型化定性研究

民法典时代,刑民交叉案件更为引人注目,而"两头骗"因其独特外观牵涉诸多刑民问题,其以事实上"定量"交叉与规范上"定性"竞合最为典型,是当前研究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佳样本.刑民交叉视角下,应先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予以内部限缩性勘定与外部耦合性界分;继而对担保借款型"两头骗"的前行为之"目的性"与后行为之"工具性"进行一体性教义学厘清,应仅认定前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后行为应当出罪;基于此,再对不同场景下的"两头骗"行为予以类型化分析,根据缠附民事行为的不同,依次按实质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予以处理.据此,可对司法实践中类案异判的乖缪予以纠偏,避免司法判决莫衷一是,提高民法典时代司法公信力.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等方面,在审判实践中表现得十分复杂,文章立足于紧贴司法实务,从法院审判角度尝试架构我国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机制,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提高对该类型案件的审理效率。     

论经济犯罪案件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常出现“刑民交叉”问题。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有限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当前,处理“刑民交叉”问题主要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规章。“刑民交叉”案件为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对手“刑民交叉”案件,在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应履行必要的程序。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研究

刑民交叉是实践中刑民诉讼长期存在的问题,既有程序管辖问题,也有实体效力问题。对待这一问题,我国目前采用先刑后民原则。然而先民后刑并不能有效解决所有刑民交叉问题,笔者认为程序方面建立选择起诉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实体方面通过预决力问题和判决书的纠正来完善刑民交叉的处理机制。     

论刑民交叉及其关涉问题

刑民交叉,是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由于特定因素的关联而出现交叉或者并存的现象.以法律事实的个数为"统一标准",可以将刑民交叉总体上分为"多个事实关联型"刑民交叉和"同一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既有解决办法是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以"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为补充,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且反对的声音比较多.因此,刑民交叉问题对策研究期待理论创新.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宪法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看似是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实则是宪法层面上刑法与民法的范围确立之争.尽管刑法与民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权利得以充分落实,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易确定,法律实践存在把民事纠纷拔高为刑事犯罪的问题.刑民冲突的本质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的关系探讨,最终是宪法层面的问题,刑法理论以往有关刑民交叉处理模式的讨论忽视了这一最终问题.比例原则作为宪法性原则,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思路,处理刑民交叉问题,当以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为审查标准,对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进行检验和论证,防止刑法的不当扩张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顺序上，无论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还是“刑民并行” ，均是一种既定的程序处理模式，省思当下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其程序处理应当立足于更深层次的因素。从分类上来看，传统的界定标准与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瑕疵，类型化的程序处理机制只是一种表象适配，以案件事实为中心的界定与分类才更为妥善。在此前提下，较为妥当地处理刑民交叉程序冲突的进路应当坚持以前置关系判断为主、利益保护判断为辅的原则。优先判断是否存在前置关系，存在时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不存在时适用“刑民并行” 。同时，以利益保护作为辅助性原则，重点考量依据前置关系判断的程序适用是否对涉案人或单位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如具有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应重新判断程序适用模式。贯彻层次性的理念，也能为刑民交叉案件中较为疑难的程序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诸如生效裁判既判力、证据交叉适用、涉案款物的处理等。     

论检察官的刑事裁量权

传统理论认为,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案件审判权的表现,只有法官才有刑事裁量权.根据现行法律和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检察官也应当充分行使刑事裁量权.检察官刑事裁量权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性.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试探建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考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是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一方在司法机关违背管辖规定,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认为其他司法机关更适合管辖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法院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或更适合管辖的司法机关管辖的主张。但长久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一直缺失管辖权异议的制度。以香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参照系,汲取其中的精华元素,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一种尝试。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略论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判断标准

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道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立足于交通秩序的整体状态,而刑事司法部门则重点立足于因果关系,这两种判断标准的不同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因而应将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标准统一起来,采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判断标准。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刑法起刑点的降低——以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切入点的思考

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合理而恰当地处理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与刑法惩罚范围调整的关系,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刑法所维持的起刑点,由于并没有使得各种法益得到完整而有效的保护,最终会导致刑法保护的有效性虚假、预防效果缺失以及法律权威与信誉的丧失等严重问题。降低我国刑法的起刑点,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现实需要以及刑法实践趋势等多方面原因的支持。在将刑法的起刑点不断降低以扩大我国刑法惩罚的范围的前提下,劳动教养措施刑罚化才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据此,刑法的发展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便有了契合点和交汇点,由降低刑法起刑点推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则可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我国涉外军事诉讼制度探析

涉外军事诉讼制度是军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犯罪主体的单一性、管辖机关的特定性、法律依据的广泛性等特征;体现了诸如国家主权、平等对等、恪守国际条约、使用中国语言文字诉讼、指定或委托中国律师参加诉讼一系列特殊原则.除平时程序外,在战时条件下该制度还应体现管辖权下放、适用战俘审判、以及案件审理的保密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