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对策：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政治文明新的增长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完成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对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责任承担方式等进行系统建构,使得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来看,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还存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问责主体缺位、行政问责客体狭窄、行政问责程序不统一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笔者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措施:构建统一的行政责任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规范行政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推行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问贲主体单一,异体问责效能微弱、权责不清,导致问贲对象和问责内容界定不明,问责弹性大、问责范围过干狭窄,问责事项避轻就重、行政问贲的相关配套制度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贲范围,规范问贲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贲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贲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的现实问题、成因与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问责启动偶然性强、被问责者任职时间多被忽略、问责事项局限性大、法定问责方式常被弃用、被问责官员轻易复出等等。这些问题源自行政问责法制有缺陷,行政职责的严格对位落实欠佳,问责依法施行常见偏差,配套规定出台迟缓,运行机制保障乏力。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制,健全、强化行政问责运行机制。     

制定《行政问责法》:法理和实践的双重需要

从法理上说,我国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并且存在一些漏洞,同时,各地方行政问责规章之间缺乏统一性。在实践上,出现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事由太窄、责任主体承担责任不全等问题。无论从法理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均需要我国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也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错位、责任划分不明、责任体系弹性过大、问责程序随意性大、复出机制缺失等问题,特别是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公共权力转型视角下的行政问责与公民参与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公共权力的配置、运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的革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权力得不到保障，行政问责的“内部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公共权力转型为分析视角，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并论述了公共权力转型期我国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障碍、问题和对策。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