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罪刑法定主义语境下刑事习惯法之命运:解构抑或建构

在当今罪刑法定主义强势话语权的背景下,刑事习惯法是被绝对排除适用的,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法学界都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之当然命运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回应。因此,只有以少数民族地区之刑事习惯法为视域,探索其在当地民族地区之实然解决纠纷之作用,引出法与法律、国家法与民间法、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三大范畴,才能客观揭示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之关系,进而揭示刑事习惯法之立法和司法命运。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自身族群文化相应的乡土性、生活性和稳定性极强的习惯法,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稳定性、地域性、自觉性等特点。这些习惯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两种社会调控机制将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刑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增强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智慧性生存范式: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建构——基于恢复社会正义的视角

在当下中国建构民族地区和谐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基于族缘关系的同质性和凝聚力,刑事和解已经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智慧性生存范式.刑事和解以建构谅解型和协商性司法模式为基准,通过建构本土化的刑事和解路径,恢复社会原有的正义,增益于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秩序性建构.     

法律多元视野下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异同与互补

以法律多元论的视野看,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很多的相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冲突。国家法注重统一性而难以关照到特殊性和回族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国家法不足的特点决定了对回族习惯法不能一概予以消除,而应当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立法层面上,要充分考虑和尊重回族习惯法,并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在司法层面上,既要自觉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又要自觉运用回族习惯法资源,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刑法变通缺失语境的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司法路径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至今尚未出台.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特定案件无法可依的状况,在现行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内,以习惯法实现罪刑法定的出罪机能,发挥能动性司法,准确理解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的理念并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适当引入判例制度,是实现民族地区个案公平与正义的必然选择.     

浅析民族习惯法

从习惯法的概念入手,选取婚姻、继承习惯法来阐述民族习惯法以及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然后对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调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民族习惯法变迁与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村寨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纠纷解决中有着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国家法的补充,更是表现在先于司法达到化纷止争的目的,这也有效缓解了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工作的压力,直接有效地实现了法律的秩序价值.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村寨为例,对当下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若干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中的民族习惯法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主权要求国家法制统一,但我国的多民族性也决定了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统一实施必然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习惯法发生诸多碰撞.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现象的产生从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来说都有其深刻原因,国家法制统一和民族习惯的存在与适用都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何调适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该文从民族习惯法的"限制"与"吸收"谈了一些看法,希望能对我国相关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民族习惯法变迁与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村寨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纠纷解决中有着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国家法的补充,更是表现在先于司法达到化纷止争的目的,这也有效缓解了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工作的压力,直接有效地实现了法律的秩序价值。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村寨为例,对当下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若干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习惯法为例

民族习惯法究竟有什么价值?如何处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民族习惯法独有的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评价标准使得其不同于国家法,其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借助分散的个人知识、传统、社会习惯克服了它作为一个个人行为的集合体以及局限性、片面性以及部分的形式非理性,从而达到国家法所不能达到的目标。     

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法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     

犯罪未遂处罚依据理论之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未遂犯处罚依据理论的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刑事立法与司法政策上的异同,并分析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指出对我国刑法未遂理论的借鉴意义,认为在我国刑法理念上当确立主张公民本位的客观主义的立场。     

论犯罪低龄化与法律正义的冲突

当法律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正义为先。当现实的正义在法律上得不到实现时,应当修改法律以适应人类正义的需求。本文立足于当前犯罪形势的发展,认为刑法应当与时俱进,以彰显法律正义。     

论刑事法治领域保障人权之实现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明确写入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中,但要在刑事法治领域真正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则必须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的执行三个环节融入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常识、常情、常理,在刑事立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抽象到各刑事法条款中,在刑事司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还原到具体的案件中,在刑罚的执行环节将常识、常情、常理融入到各种行刑中,从而在刑事法治领域彻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土官的犯罪行为为起点;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刑法逐步越过土官及其刑事管辖权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终极形态上与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云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实践形态,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特征。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好地运用检察职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内在要求。     

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和我国刑事立法

目前 ,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一些国际公约和条约 ,加强国际间司法协助 ,以对付国际恐怖分子。这类公约和条约大多针对特定恐怖行为制定 ,将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非政治化以便作为普通罪行惩罚 ,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同时对恐怖分子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目前在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并在1 997年刑法中体现了有关国际公约精神 ,不仅国内立法方面增加了刑事司法协助内容 ,还与一些国家签订具有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和加入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西原春夫“国民欲求”概念之展开——兼论其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引作用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西原春夫先生在其《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中，通过对以欲求为中心的人类行为科学的探讨，将刑法的根基归结为“国民的欲求”。“国民欲求”的特征在于其道德性和个人法益保护性．所以对其认定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刑法根基的“国民欲求”必然对刑事法治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