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平台也要守住道德底线

网络直播促进了社会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但网络直播因自身平台建设不足、监管不力,易出现伦理道德失衡的问题。应强化直播内容管理、引导直播行业自律、提升网络主播和受众的媒介素养、创新直播管理方式,完善网络直播平台管理。     

网络主播色情直播的定罪问题研究

网络直播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诸多弊端。其中,网络直播涉黄是比较典型的问题,挑战着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然而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不一而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因此,有必要理顺网络主播直播色情内容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和聚众淫乱罪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实务中罪名的认定。     

网络主播如何成为新时代的“第361行”

我国网络直播行业已经告别"野蛮生长期"而步入"平稳发展期"。推进网络主播成为新时代"第361"行,应树立品牌形象,实现主播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高"入职门槛",推进主播行业的职业化发展;健全监管机制,保障主播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网络主播销售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认定

直播带货作为新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正在快速崛起，在直播带货中实施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也成为新兴的犯罪表现形式。确定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中销售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必须先界定网络主播的身份属性。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中销售伪劣产品是否成立虚假广告罪，应从该罪的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三个方面进行判断。评定网络主播是否具有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故意，应准确理解犯罪故意的“明知”。     

让网络直播为青年传递正能量

网络直播对青年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应从内容生产层面、直播监管层面和价值引领层面入手,发挥好守门员、防火墙和引领者的作用。要加强网络直播监管体系建设,重视网络直播内容的审美提升,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播供给力,为青年价值观的形塑营造清朗空间。     

网络直播泛娱乐化乱象解读与有序治理

网络直播作为依赖网络新媒体所出现的一种"应用服务",在为网民提供个性化消遣与娱乐方式的同时,也因泛娱乐化问题而触发一系列乱象,潜在地误导了大众价值观、降低大众思想道德水平等。深入解读网络直播泛娱乐化乱象的根源,寻求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成为推动网络直播健康发展乃至于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所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主管部门需要立足于网络直播泛娱乐化乱象形式制定更加细化的规章制度,发动网民的力量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监管活动,为平台运营商设置有效的巡查与信息过滤机制执行标准,而且还要着眼全局,联合各级学校,提升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以彻底解决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泛娱乐化乱象。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网络直播以其内容和形式的直观性、即时性和互动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移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迭代升级,网络直播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媒体属性、社交属性、商业属性、娱乐属性日益凸显,深刻影响网络生态。与此同时,网络直播行业存在的主体责任缺失、内容生态不良、主播良莠不齐、充值打赏失范、商业营销混乱、青少年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严重制约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给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带来挑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为切实加强网络直播行业正面引导和规范管理,保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倡导行业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直播+”时代电商直播的规范治理

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以及线上商品营销的火爆,"直播+电商"这一新兴销售模式无疑成为"直播+"时代的一项创造性成果。直播带货为社会提供全新商业模式的同时,也给现行网络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冲击。如今电商直播行业在主播跨界融合、直播乱象整治、治理思维协调及新旧规范统一等四个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解决电商直播行业的治理困境,一方面,应积极调整现有治理措施,明确各方权责以切实保障电商直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加强政策文件与法律规范的协调与统一;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入区块链等创新性监管技术,探索市场监管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性路径。     

监管与引导:网络直播平台火热背后的"冷思考"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近年来获得了快速迅猛发展,但也面临着乱象丛生的局面。为促进网络直播平台规范健康发展,须强化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监管和引导,制定统一监管法规、明确网络直播平台监管主体及职责、完善从业主体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平台自我监管与外部环境监管等,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强监管”时代网络直播走向成熟之路——武汉网络直播发展调查报告

网络直播行业经历了2016年千播大战、2017年行业洗牌、2018年争相上市,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行业发展全面进入成熟调整期。当前,武汉市网络直播行业由热转冷,用户红利消退,发展趋于稳定,具体表现为:直播市场趋于饱和、大量用户回流PC端、资本投入趋于冷静、直播内容管制加强。目前的网络直播业态大体呈现出垂直细分不断升级、线上线下联动发展、行业结构两极分化、跨界联合互通多元等新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违规直播层出不穷、侵权问题愈演愈烈、监管漏洞难防、传统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等问题。针对网络直播发展的监管与扶持,需要在市场导向、产业布局、技术创新、行业指导等方面进行科学引导,拓展直播新领域,创新"直播+"新模式,支持直播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行业竞争环境。     

根治“网络直播”乱象

当前,网络直播发展迅速,呈规模化发展趋势。网络直播监管机制不健全、网络立法缺失与滞后,使得网络直播乱象丛生,危害了网络公共安全与网络公共秩序。因此,要通过建立包括严格外部监管、立法惩治在内的立体监管制度,实现行政监督、平台自律、立法管制三位一体的动态监管,促进网络直播的规范、文明发展。     

网络直播乱象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直播带货近期十分火爆。直播可分为对店铺销售进行延伸的直播,以及通过互联网平台由职业主播开设的直播。但随着直播带货频频"翻车",部分平台直播带货的虚假宣传、信息公示不全以及缺乏售后保障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日渐严重。亟须加快规范直播带货行业发展,厘清主播、监管部门、直播平台等各方责任和义务。     

网络色情直播犯罪的治理对策——以家族长为视角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并爆红，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趁机利用网络直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中网络色情直播犯罪尤为猖獗，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在色情直播犯罪中，平台与主播往往是公安机关打击重点，但平台与主播之间还存在关键的中间角色——家族长。家族长在犯罪中处于特殊地位，打击家族长有利于色情直播犯罪治理。在侦查中发现，家族长犯罪社会危害严重、难以确定真实身份、资金流动快查证难、取证工作难。对此，公安机关必须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合规化审查，要根据不同的传播人群有针对性地打击色情直播，及时抓捕家族长，做好打击色情直播犯罪的基础性工作，有效遏制色情直播犯罪发展蔓延。     

剧场表演与情感卷入:网络直播礼物打赏现象研究——基于30余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网络直播礼物打赏不同于传统的消费模式,是网络互动走上经济效益化的显著标志,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释放双方的情感与建构多重身份。本文以30余起典型网络打赏案例为基础,通过引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柯林斯的情感理论,根据情感卷入与情感控制的强弱程度,将网络直播礼物打赏划分为攀比型打赏、补偿型打赏、炫耀型打赏与爱好型打赏四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打赏往往遵循相似的情感逻辑,主播的情感控制能力会影响打赏的发生,主播的自我展示与自恋消费、观众的情感消费与身份补偿,共同演绎了网络直播打赏的共欢。治理打赏乱象和引导健康的网络打赏,需要从情感疏导与身份审视等方面入手。     

网络直播淫秽表演行为的刑法分析

网络直播淫秽表演行为具有淫秽影像传输的单向性、观众与主播互动的受限性、实时性、牟利性等特征。"淫秽物品"应当具备固定性与传播性的特征,网络直播的淫秽表演不符合淫秽物品的固定性特征,不能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是应以组织淫秽表演罪论处。行为人另外实施了制作、传播淫秽物品行为的,应当数罪并罚。     

直播营销综合治理的框架及创新

近年来，网络直播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在内容、产品和流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行为。我国对于网络直播营销产业的初期治理经历了资质管理、夯实治理基础、出台专项法规等阶段。《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建立起网络直播营销产业的综合治理框架，解决了主体认定、职责划分、协同整合机制、法律衔接等治理框架构建中的深层次难点问题。网络直播营销综合治理应秉承整体性治理理念，通过信用治理和智慧治理等路径创新，构建融协调、整合与信任机制于一体的长效治理体系。     

电商直播中草根导购影响青年消费行为的机制研究

自2019年以来,电商直播呈现爆发态势,其中草根导购直播备受追捧。本研究聚焦这一直播类型,对17位青年消费者开展深度访谈,并收集相关网络民族志资料,以期探讨草根导购直播吸引大众消费者,尤其是青年女性消费者的背后机制。研究发现,相较商家主播或明星主播,草根导购主播更能驾驭电商直播这一双向互动平台,利用草根身份披露产品信息、引导消费需求,成为草根趣味与草根利益的代理人,与青年消费者形成情感联结,甚至成为"草根明星"。尽管这些主播终将被资本收编,但他们依旧维持草根形象,隐匿与资本的联结。在草根导购直播间内,青年消费行为事实上受到一种更为隐蔽的机制诱惑和控制。     

媒介化视角下直播中的双重关系：虚拟主播观众群体付费行为研究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主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相关产业发展情境化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文章基于媒介化和货币哲学的视角，探究虚拟主播观众群体付费行为与关系感知之间的关联。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直播的技术特征和平台的运作逻辑塑造了虚拟主播的行业生态，影响着观众与虚拟主播的关系。平台通过界面配置与规则设定，意图在中介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实践中建构出一种经济驱动的亲密关系；虚拟主播观众的付费模式可以分为馈赠、实体消费、互动消费三类，背后有着观众的不同需求与目的，但都体现出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的相互维持、相互补充，反映出这种亲密关系中的多元内涵。     

直播带货中主播商业宣传行为的规制研究

直播带货中主播的商业宣传行为应当有底线思维与红线意识。我国行业自律规范对主播商业宣传行为的规制威慑力虽略显不足,但却已经及时高效有针对性地构建起网络直播营销领域的行为规范;我国《广告法》对主播商业宣传行为的规制虽面临商业广告基本概念认定上的争议,但是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代言人的主体角色类型化视角思考,可以有助于厘清主播在从事商业宣传行为时的责任义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能够有效地对主播商业宣传行为进行规制,但仍需要进一步通过加强行政执法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地方官员网络直播的类型、问题与优化对策

正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地方官员进行网络直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受此次疫情影响,很多地方领导更是化身"带货主播"推介地方特色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推动地方经济产业复苏。无疑,网络直播不仅拉近了领导干部与公众的距离,更成为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政务活动创新的重要举措。地方官员网络直播主要有哪些类型?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现象,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发挥地方官员网络直播的积极效应?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值得关注和探索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