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

南诏是祖国历史上,曾与唐王朝共存一百六十余年的地方政权;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南诏不仅在云南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上承汉晋,下启元明,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对唐朝的政治也产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民国政府的边政实践内容丰富,包括了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民国政府的边政特征体现出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中的多层属性,是中国传统力量与西方外力融合与交锋的结果,呈现出了过渡形态、边缘性、实用主义等特征。     

“汛地”源流考

"汛地"起源于元朝末年,在明朝及清初顺治年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此时的"汛地",是军队战时攻防体系或边防系统中,各部必须按时驻守的区域。康熙初年以后,"汛地"被逐渐转化为绿营兵营、协之下的驻防区,并与塘哨结合,形成汛塘制度,是朝廷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和交通通畅的重要手段。清朝末年,随着绿营兵的裁汰和消亡,"汛地"之制也告终结。"汛地"的兴衰变化,是元末至清代军制变化的重要表现,也折射出各王朝统治策略、民族关系与边疆形势的变化。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

清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仍是传统的"守中治边"及"守在四夷".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清廷在前半期注重边疆的巩固与管理,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方面,清朝把移民与云南的开发以及实现人口合理分布联系起来,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平民移民垦荒运动.清朝还把云南看作国家赋税和金属产品的重要供给地,使云南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北方族群对中国制度史留下了多方面影响,其中包括其所建立的若干异族王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态与方向。从政治学上说,其影响可简要归结为强化专制集权和激活官僚体制。学者提出了一个"两个南北朝"的概念。在"两个南北朝"的时代,南系王朝的某些政治变迁,令中国史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而在这时,北系由少数民族入主建立的王朝,构成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分力。这个分力的基础是"部族武力的体制化"。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

本文所说的纳质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羁縻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封建政府向与之建立宗藩关系的少数民族索受人质。这一制度形成于汉、完善于唐。作者对汉、唐时期封建政府在对质子的纳送、管理、待遇、影响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指出,由于质子较多地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归回继承王位或执掌要职后,一般能和中央王朝保持比较友好的民族关系。历史上的纳质制度虽然有一定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但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和巩固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的作用,有利于内地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中国边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初探

中国边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其自身独特鲜明的历史脉络。在晚清以来构建现代国家的艰难尝试中,边疆的空间形态与边疆族群的政治认同逐渐发生转型,并以此揭开了边疆现代化的序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构建和传播既强调“一体”又肯定“多元”的中华民族话语,促使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完成现代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边疆地区渐次推行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真正开启了边疆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边疆经济进一步融入国家整体战略,并在随后的西部大开发与兴边富民行动中迅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边疆的形态功能与发展路径再一次跃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进入了“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快车道,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鲜活案例。     

从边缘到前沿:地缘政治视阈下的广西边疆治理

<正>广西地处中原王朝岭南边疆向西南边疆过渡的特殊一环,是历代王朝南部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西治理的好坏,关系着王朝南部边疆秩序的稳定与否。广西在中国地缘政治上有着特殊地位,历史上广西曾发生了三起影响中国政治的事件:一是唐末桂林戍兵之变,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是北宋前期侬智高起事,使宋王朝加强了对南部边疆的治理;三是清末在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由此可见,虽然广西位     

明清两朝异地安置云南土司述略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明代以前，世居在这里的土著民族是主体民族，人口构成是“夷多汉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及交通的险阻，在秦汉到元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不能实施与内地划一的政策，只是以“羁康”的形式统治云南各民族。羁康制的主要内容是：当地民族头人臣居中央王朝，其他仍令其统治，中央政府很少约束，这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统治方式。元代开始，随着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羁康制”逐步完善发展成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中央王朝任用原民族头人为土司，命…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试析清末资政院少数民族议员的产生及其意义

清末资政院的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议会制度之先河,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参加资政院,体现了清朝政府政治上一贯优遇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传统政策,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对民国时期议会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

明清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使岭南的族群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西俍兵利用动乱的环境和国家“以夷制夷”的政策,不仅使自己在地方族群与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实现了由“蛮族”到“编民”身份的转型。与一般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而是尝试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以韦氏俍兵家族的兴衰为例证,来探讨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边疆族群的身份变迁及其应变策略。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国家建设与族群政治

马来西亚素以多元族群文化共存著称,而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之发展却因殖民历史、民族国家、族群性民族主义、族群关系、现代化、社会发展等内外因素而显得动态复杂。不同族群对于国家社会的理解、认知与实践也使得族群政治贯穿于马来西亚国家建设进程始终,并成为国家政治与公共生活中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马来人、华人及原著民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境遇及其应对策略,由此影射的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族群政治与族群权益,成为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实践的重要依据。     

中越边境社会变迁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边民跨境交易的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文章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阐释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中越边境社会变迁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边民跨境交易的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的边疆稳定与区域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历史认识、族群社会文化研究。文章试图把国家政治框架与地方社会生活衔接,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中越边界的形成与演变,阐释中越边民跨境交易产生的影响,从生活脉络中探讨国家边界的意义与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