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着深刻转型:合作正取代控制,成为一种主导性关系模式,并呈现出依附与合作并存的复合特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两个案例,讨论这种依附式合作何以形成、如何形成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分化的制度环境(内向型与外向型)中,政社合作实践依次经历共识达成、关系建立、秩序维系三个阶段而不断趋同,最终形成依附式合作形态。不过,二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前者遵循"政府授权—体制内吸—规则强制"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依附;后者遵循"政府赋权—体制外育—资源诱导"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资源性依附。这表明,当前社会领域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让渡制度空间、释放运作资源的同时,又以新的、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回收控制权与再生产着社会组织的依附性。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具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联动式”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缔造——海宁经验分析与反思

正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标志着我国已经全面迈入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多年来,浙江省海宁市始终致力于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与新举措,形成了以"党建引领、政社分开、专业扩散、协商共治"的联动式社会治理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正确把握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五个关键环节

政社分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也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题中之义。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三足鼎立，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治理缺失，促进政府和社会的协作共治。     

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元协商共治

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可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构建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模式中,要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多元治理思维,加强法治化、制度机制建设,培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共治视角下的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实践、局限及其优化路径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也是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探索。既有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上论证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微观过程的研究。本研究尝试以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实践运作为案例,详细呈现政社互动与官民共治格局下社会治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在广州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运作中,委员们通过坚持政策全过程参与,有效保证了共治质量。但同时,公咨委制度也存在不足,需从加强立法、明确职责定位,强化能力培训与经费补贴支持,严格遴选机制等维度着手加以进一步完善。     

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为代理人,既是制度体系的安排者,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者。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在传统国家治理中,政府经历了从统治走向管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应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为价值取向;政府的目标模式是构建公民、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型政府,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从改革实践来看,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优化和精简政府组织结构,构建治理型、灵巧型、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方能有效提升政府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北大核心CSSCI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政社互动”催育社区治理结新果

正社区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节点,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深化"政社互动"机制,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各级组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苏州在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即"政社互动"方面率先做了一些探索,历经先行先试、扩大试点和全面推广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苏州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径。2014年,苏州市108个     

“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优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优化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和流程环节,提升治国理政能力。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和促进企业发展来处理好政府、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大动力的联合趋动。通过横向和纵向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机制,提升政府的整体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体系治理之路。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