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和治理犯罪

源流型结构是犯罪产生结构中较重要的类型之一 ,其包括人本源、经济源、意识源和制度源四类。权力出租、虚假登记和生产制假是从源头上滋生犯罪的几种重要表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和犯罪 ,要求准确把握腐败和犯罪的源流规律 ,从人的因素和社会因素抓起 ,建立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以抑制权力出租。同时要高度重视犯罪问题的全球性 ,在新世纪发扬“标本兼治、打防并举、综合治理、跨国合作”的方针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世界潮流相适应的“刑事源流学派”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唐崖覃氏源流考

本文提出，湖北咸丰境内唐崖土司的覃氏，是当地土家族吸收元代中期由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逐步演变而来，与鄂西土著覃氏同源异流，在民族源流上有远源和近源之分：其远源是从廪君蛮“五姓”之一“　”姓演变而来的土家族强宗大姓“覃” 氏；近源是元代中期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文章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口碑资料着手，通过语言、墓碑、谱系及风俗习惯等角度，着重阐述唐崖覃氏的民族源流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唐崖覃氏的民族源流，对认识土家族民族源流的多元性和鄂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具有以管窥豹的典型意义。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再议刑事和解——以农民个体需求为主要视角

当前，基于对以惩罚为核心的对抗性司法的反思和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刑事和解已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其合法性被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然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仅以罪行轻重和犯罪类型为刑事和解适用标准．少有学者注意到刑事和解与乡土社会天生的“契合”关系，事实上，刑事和解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基础和传统习俗相契合．与农村农民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契合．尤其能较好满足农民的个体需求，对于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刑事案件具有不平凡的社会价值与司法功效。基于此，在农村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评《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书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重视对个人的教育与改善,关注犯罪治理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正义。这是一种主张“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它为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打造了理论平台,促进了我省刑事和解等公诉改革举措的顺利开展。     

论公安机关刑事和解体系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精神和原则“从侦查阶段开始，进入审判，甚至贯穿到执行”已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认知。全面总结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围，规范刑事和解的程序，放大刑事和解的社会效益，构建轻...     

刑事立法应重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我国制定刑法时,应注意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问题,以使违法者得到应有法律制裁。该文以此问题为论述中心,主要内容有:一、完善刑事立法,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互衔接。二、提高刑法处罚幅度,取消刑事处罚中较轻刑种,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能够衔接。三、加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和完善,建立一个完善的处罚体系。     

论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轻微刑事案件,其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的理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却缺少配套措施,以致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就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区矫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改善社区矫正的效果。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可谓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在立法设计、实施程序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构建上也应相互协调,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     

论新时代台湾民情研究的形势、任务和路径

新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变化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研究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新形势主要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对抗中国,竭力阻挠两岸统一;岛内政局蜕变,两岸统一的社会基础亟待补强;民进党当局构筑“拒统”藩篱,阻断两岸互动交流。主要任务有：探讨如何争取台湾民心,携手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探讨如何争取岛内民众的支持,共同反对“台独”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大陆涉台研究界在台湾民情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本质研究、合理开展调查研究等十个基础路径。     

“人肉搜索”的刑法学思考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搜索方式,近几年愈发吸引社会关注。人们在赞叹"人肉搜索"为社会环境净化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网络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在隐私权的内涵如何界定在实体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学界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将"人肉搜索"纳入刑法规制明显不当,面临诸多障碍。针对"人肉搜索"产生的负面影响,应主要从民事责任角度加以调整。"人肉搜索"的部分行为类型也可构成刑法现有的侮辱罪、诽谤罪以及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后的新发展，其核心是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在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重点要强调“宽”的一面。要通过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繁简分流的办案机制，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和刑事和解制度等来实现“宽”的一面。通过区别犯罪种类和情形，依法从重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而实现“严”的一面。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第与刑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是对一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总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过“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刑事政策,目前“宽严相济”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出发,有效的贯彻这一政策,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我国首先应对刑法的一些方面进行完善。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关于铲除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思考（下）

三是灵活运用党的基本刑事政策,深挖犯罪,扩大战果。在整个摧毁刘涌犯罪集团的过程中,沈阳市公安局一方面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不使其抓住任何口实;另一方面,更注意运用强大的政策攻心战术和强有力的证据,攻破其主要成员的心理防线。刘涌及其犯罪集团主要成员归案后,办案人员针对他们不同时期的对抗、侥幸、畏惧、绝望等犯罪心理,及时调整战术,讲求案审的策略和方法,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对“保护伞”的幻想和“哥们儿义气”的信条,交代了犯罪事实。刘涌刚归案时,也曾一度抗拒交代,但在公安机关强大的政策攻心和适时举证面前,他也不得不交…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仍存有诸多待商榷之处,如何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