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刑法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罪责有无的法律，具有双重的保护机能──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社会保护机能是通过惩罚犯罪而实现的，既体现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个人利益保护，它是刑法存在的根基。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体现的是刑法对公民个人（包括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权利的有力保障。但刑法中人权的保障，首先就意味着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对刑法所具有的被告人人权保障机能作了精辟的论述：“刑法还有保障机能，即行使保护犯罪行为者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其受侵害的机…     

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的辨析

对采取非法手段救济自己权利的行为,究竟应如何予以认定,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界还是国内的刑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相异观点的背后,又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基于刑法机能二元论,在对行使权利行为分析考察时,应放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框架下,既要体现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的精神,还要体现出保障公民权利的取向。     

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的辨析

对采取非法手段救济自己权利的行为，究竟应如何予以认定，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界还是国内的刑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相异观点的背后，又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基于刑法机能二元论，在对行使权利行为分析考察时，应放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框架下，既要体现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的精神，还要体现出保障公民权利的取向。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法机能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应积极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该冲突体现为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之问的对立.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当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自由保障机能.     

刑法机能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为视角 ,考察了刑法机能的基本理念 ,认为古代社会刑法机能的基本理念表现为社会保护机能 ,在近代社会 ,古典学派特别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近代学派则高度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在现代社会刑法思想的基本理念中 ,人权保障机能得到更多的肯定与支持。基于不同的刑法机能理念 ,出现了不同的刑事司法实践     

和谐社会刑法机能模式之选择

刑法机能模式指刑法在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冲突与契合关系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对某一机能的侧重,体现刑法机能模式的价值偏一关系.关于刑法机能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刑法机能动态平衡模式"及"刑法机能同一模式"之争论.在当前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法机能模式的理性选择.     

正当防卫制度之价值观念层面的思考

在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较大修订的背景下,正当防卫的理论需要进一步探究。文章以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切入点,透过正当防卫制度规定的表面,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刑法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机能的取舍”、“刑法的正义性与功利性的碰撞”与“权力与权利的对立统一”四个视角揭示了正当防卫制度内在的价值意蕴。     

也论空白罪状在中国刑法中的命运——从刑法机能二重性看空白罪状和罪行法定原则的冲突

空白罪状和罪刑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空白罪状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冲突调和的产物 ,具在存的合理性。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空白罪状最大程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使刑法两种机能和谐统一。     

我国刑法机能的价值定位

从价值观意义而言,刑法具有保护以及保障这两大机能,二者在刑法体系中既相互统一又长期冲突。将其置于更广阔社会维度内进行考察,通过刑事一体化的思维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二者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参照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今社会犯罪态势以及监狱行刑效能,结合现代刑法理论,能够对我国刑法机能的定位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刑罚轻缓化本体研究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其理论根据包括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从刑法的价值与刑事政策角度看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是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体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价值取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刑罚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缓刑制度亟待完善。     

论刑法作为宪法的罚则及二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关于宪法和刑法关系的表述,是一种基于宪法文本的解读,没有论及当前的法律设计是否合理。宪法是法律世界的统领,为个人权利对抗刑罚权力提供平台,形成对刑法审视,并且贯穿定罪和量刑两大根本领域。具体而言,对宪法秩序的破坏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指针和标准;只有宪法才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因此,刑法是宪法的一种罚则,宪法在由精神、原则和规范所组成的框架内指引着刑法的创设和发展。     

人权公约与生命权的刑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生命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珍爱生命、保护生命权日益成为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社会所致力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保护法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行为制裁的严厉性,使得刑法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较之其他部门法而言更具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就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方式而言,中外刑法则主要通过对杀人罪的规定与限制和废除死刑两种"相对"的———或称"因果"的方式而完成的。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角度,就我国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及其立法完善进行探讨,能使现行刑法较好较早地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     

刑事诉讼法若干前沿问题

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应当注意处理好八组关系: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严格执行法律与行使裁量权的关系;执行刑事政策与执行刑事法律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不应再作其他处理,不起诉后不应作更严厉的处分,修改法律应扩大不起诉和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应当改革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

履行国际人权公约 ,是我国政府维护人权的法律义务。必须加强司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强化刑事法律人权保障功能 ,维护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 ,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为了使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严格贯彻“两权公约”的要求 ,必须在修订刑法时明确体现限制死刑精神 ,为最终取消死刑创造条件 ,并将劳动教养作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之中。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基础分析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新出路

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非刑罚处罚措施具备了防治犯罪应有的功能，体现了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价值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满足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需求。我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具体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方式规定不足，司法工作中存在轻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倾向，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在对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美制度，在完善我国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同时，增加其种类，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更好地惩治与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