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发展理念打造现代性话语的中国版本

现代性中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逻辑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升华。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指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行动指南。以新发展理念打造现代性话语的中国版本，就是要通过激活现代性话语的本体论根基来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理论解决，建构起“言之有物”的坚实的话语本体逻辑；就是要以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学原则来寻求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实践解答，建构起“言之有理”的科学的话语认知系统；就是要以社会实践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系统，建构起“言之有道”的精炼的话语意义系统；就是要以社会现实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建构起“言之有效”的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终极关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和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所应当具有的本质属性、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文明的量度，也是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的历史观高度，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以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从而使人真正摆脱“理性”的控制和人对“物”依赖，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和终极关怀。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现代性道路，追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性意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其一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必须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三必须坚持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参照系、本质及整体图景

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其参照系之一是西方现代性文明。西方现代性文明是经由西方率先开启的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首个现代性文明，但“先发”并不意味着“唯一”,文明自身的历史运动规律与范式多样性赋予了现代性文明以多样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合理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辩证法思考问题、制定方案、推动发展，从而规避西方现代性之觞，实现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存在，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后发性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全新的现代性文明，离不开西式现代性文明的参与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中国自身具体实际形成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性文明，是现代性文明的中国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整体图景涵盖中国和世界两个维度，其中国维度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囊括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综合，其世界维度表现为构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论鲁迅“回心”思维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

鲁迅早期思想呈现出强调“主观之内面精神”的“主观主义”倾向,日本学者竹内好结合鲁迅十年沉默期的生存体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心”说,极大影响到此后鲁迅研究的格局.但是,只有把鲁迅的这一思维范式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准确辨析和判断出它的时代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回心”思维催发了现代意义上“个”的诞生,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质.     

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

乡愁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经验的考察与把握，同时也结合对中国悲剧美学精神的理解而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内核，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互相叠合构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蕴藉着巨大的、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情感空间。乡愁乌托邦规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红色乌托邦规定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才能够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当代语境通向未来。     

中国非典型现代性的人性矛盾论析

中国非典型性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催逼之下开始的。由于中国现代性缺乏内在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中国现代性人性矛盾不仅仅是表现为一个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的现代性矛盾,而且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抗拒西方现代性所导致的性善与非性之恶的矛盾,传统德性人性与西方理性人性的矛盾,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如何对待这个人性矛盾,保证中国现代性真正具有“中国印”,是中国现代性哲学担当。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原因探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中突原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原因上，很少去追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因如此，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目前的全球交往格局为何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为何主要是西方“化”非西方而不是相反？为何非西方文化整体上陷于被动应时的不利状态？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充分表现，西方式“现代性”的扩散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当代的全球文化冲突其实质是西方“现代性”对非西方“前现代性”的冲击。因此，对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深层原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代性：从狭义向广义的延伸及其差异

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本文集中讨论了两种“现代性”在时间观念和乌托邦观念上的差异。     

现代性困境与后现代道德重构

现代性曾经是摆脱了宗教神圣价值观束缚的人们借以安顿自己心灵的现实理想模式,但从现代性迷梦中觉醒的人们将面临着因为缺乏主体、缺乏选择、缺乏方向而陷入“后现代道德危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性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重构“道德乌托邦”——中国化的“后现代道德”.而重构“道德乌托邦”,应从确立以人为本、承担他者责任、追求终极价值三个维度着眼.     

中国文学现代性特质与当下文学创作观察

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成分的意义。赖和兄弟从其厦门经验中认知医治国人精神病症的重要性；谢春木对于“现代化”兼具“接受”和“反思”两端，发现中国大陆作为半殖民地，与台湾一样存在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纠葛与悖论。大陆经验使台湾作家更多从五四新文学中吸取营养，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如周定山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大主题和鲁迅风格有相当的契合；王白渊在“艺术”和“革命”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而这是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共同“宿命”。     

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与中国生命美学

启蒙运动理性的非理性发展造成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赓续浪漫主义要求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主张，波德莱尔提出了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裂，实现宇宙万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与文艺理论的核心，“应和论”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并产生了绵延的效果历史。百年来，学界围绕“应和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历史效果、比较研究，以及评价等论域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是鉴于波德莱尔是“现代性”概念的始作俑者，其“应和”思想关涉现代性的基源问题，并引发了后世的“问题美学”现象，亟须拓展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中国真善美合一的生命美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借鉴中国生命美学思想，可以为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实现人类美的生存贡献中国思想智慧。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唯物史观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超越

批判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尚未形成充分清醒的认识。“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探讨最终陷入悖论，未能真正超越理性形而上学。与此相应，“现代哲学话语”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戏剧性的解读，以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显得自我矛盾，难以理解。面对“现代性哲学话语”，必须澄清唯物史观视野内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明确唯物史观与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更无法走出“现代性哲学话语”现代性探讨的悖论。     

改革文学与中国“新现代性”叙事

在新时期文学的诸多现代性中，人们唯独忽略掉了人的本质层面的“新现代性”。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型中的“改革文学”，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第一声号角。改革初期，人们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速度和数字”，其背后深藏着时间焦虑，在过于关注时间的同时，忽略了空间维度的思考，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利益、权力的空间冲突逐渐凸显。《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和经典文本。在一开始就暗示了“新现代性”的发生和现代化建设即将要走的全部之路。     

从辉煌走向迷茫--中国新时期文学现代性的反思

文学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也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概念。以理性和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自觉追求,同时铸造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到来,现代性话语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消解,“渴望堕落”、“躲避崇高”、“玩弄文学”等创作心理的凸现,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又一次陷入迷失而不得不在漂泊的途中行走,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基点。     

市民社会与“社会建设”——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视域下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入手，剖析了西方现代性进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承载现代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地，其内部又蕴含着巨大的矛盾，因而必须超越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有鉴于此，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历史的叙事学建构——以《走西口》为例

《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与“现代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复合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型话语,要兼顾文明的“属性分析”与“话语分析”两大面向,特别是话语分析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意义,体现在其对于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现代学术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话语相结合,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供给提供较为厚重的规范性内容。     

现代性的三大问题与法治的未来

进入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得到阐释和发扬，这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作为主体的人拥有了自由，同时也就放逐了权威和神圣，这一根本原因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特质--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进步，一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人之德性的丧失”、“政治与法之正当性的丧失”、“人类之超越性的丧失”成为三大现代问题。现代性的一切问题最终要依靠某种特殊类型的法治来解决。对于这种未来的法治，中国哲学与法哲学必将有所贡献。     

论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抉择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源于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架构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所造成的。当制度发生变更后,其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积淀使这种断裂实际上藕断丝连。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将对这一传统如何抉择?“内圣”开出“新外王”是新儒家的抉择;摈弃传统,走出政治儒学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抉择。本文则认为,应在现代性社会建构框架内对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进行重塑,力求对传统整体构架中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支离破碎的自由观念在现代性社会构架中得以“抽象的继承”,并使这一传统在摆脱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宗法家族制的社会基础上消解其专制性特征,从而赋予其现代自由民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