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21世纪中日海权思想比较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强并立日趋明朗,中国从海上走出去和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力度和速度几乎同时加大,两国的海上交集、碰撞日益激烈。21世纪初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基本清晰,都有了一系列的指导性纲要,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都是国家战略设计。但是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在孕育时间、思维基点、海洋经济基础、历史责任和未来追求上有很大的差别。"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在国家战略目标、海权方向、治理体系上都有无可避免的碰撞。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从本质上讲是中日两国的抱负冲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做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钓鱼岛争议:中日美“三国杀”

美国用"币元政治"掠夺世界40年,中国却还是停留在"地缘政治"的状态。并非只有领土得失、领土安全才是国家利益。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千年兴替、百年崛起的大国,必须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明范式。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驳

支撑"中国威胁论"的知识论据,是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总结,它认为大国财富的增长必将产生军事影响,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方式颠覆既有的世界秩序。但传统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东亚国家体系在结构上迥然不同,前者一向大国林立而且相互竞争,后者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封贡关系。它使欧洲和东亚世界在处理体系内部关系方面,形成了差别明显的经验传统,特别是对暴力的认知与运用上,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路径。这种历史经历仍然深刻影响着不同区域国家对大国"崛起"问题的感受和认识。中国文明复兴必须置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传统中,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与对待。     

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且内部战略相对理性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高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偏离原有的理性战略而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偏离源于自我身份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压力,而身份压力则来自于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重构,这是一种内生观念性崛起困境。通过对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崛起过程的比较研究,文章验证了关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两种假设:(1)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在大国因实力上升而进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进而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新生孤立战略目标的战略诱惑,从而实现持续崛起。因此,所谓"蜀汉困境"是指大国因"我外皆敌"的自我身份重构产生巨大身份压力,在战略诱惑下偏离原理性战略,进而导致战略失控,甚至崛起势头的丧失。最后,文章就此探讨了中国在高速崛起过程中的自我身份重构问题。     

印度尼西亚“沉船”政策分析

印尼对于在印尼海域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实施"沉船"政策已有多年,近年来被炸沉的船舶数量越来越多。印尼"沉船"政策涉及渔业、渔民、渔业执法、非法捕鱼等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印尼的"沉船"政策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政策。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渔业是印尼的立国之本,但是,印尼的渔业发展水平并不高,渔民是最贫穷的群体之一。由于国内资金短缺,渔业管理与执法能力不足,非法和没有受到管制的捕捞活动普遍存在,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印尼政府通过高调实施"沉船"政策来显示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决心。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沉船"政策遭到外界的众多批评,并且对佐科政府建设"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可以预见,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佐科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仍将继续实施"沉船"政策。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这种情形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古代东亚,高丽和朝鲜这两个朝鲜半岛国家却都曾与当时体系内相互对峙的头号和二号强国同时结盟。针对这一困惑,文章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给出了小国与两个彼此竞争的大国同时结盟的一般机制。首先,小国必须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且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两个大国(主观或客观上)分别只能满足其中的一种。其次,两个大国之间必须处于一种互有顾忌、彼此均无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核心成员的高丽和朝鲜,除了生存需求有赖大国的保护外,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完全来源于中原汉族王朝对其的承认和册封。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成为体系强国后,为高丽和朝鲜提供生存安全和政权安全保障的大国就出现了分离。随着两个大国形成战略僵持,"两面结盟"就随之产生了。"两面结盟"现象的存在,体现了国家互动进程的多样性,为探究大国权力竞争更多可能的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身份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观历史嬗变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责任观经历了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的发展演变。中国一直都有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观,但受自身国力、外来侵略、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国际责任观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出于救国、建国、强国等不同的国家使命,中国的国际责任观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有所不同。文章从身份与国际责任的视角,阐释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责任观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嬗变的历程、特点和规律。     

“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所包含的很多沿线国家属于"后苏联空间"范围。而"后苏联空间"受到地区主导国俄罗斯的实力和战略意图变化及外部大国的影响,日益具备明显的弹性特征。当"后苏联空间"受到挤压或向外扩张时,经常会遭遇相应的反作用力。因此,这一战略地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地缘政治形势不稳、内在结构不断变化、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即为明证。当前,与"后苏联"空间相关的重大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向西开放的机遇和挑战、后苏联空间内的外部大国的介入及与地区大国的合作与竞争,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如何对接等。借助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经由部分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设置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可深化对"后苏联空间"发展现状与演进方向的理解,进而将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共建。     

普京第二任期内俄罗斯外交战略评析

普京第二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突出了"主权民主"原则、外交战略中的能源因素得到了加强、地缘政治影响明显回归.在4年里,由于在价值观念、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能源等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滑坡.为树立俄罗斯大国形象,发挥俄罗斯大国作用,俄罗斯开始重建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联系.中俄关系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未来的发展同时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以推动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可持续性地深入发展.     

“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2016年9月2日,连续执政27年的乌兹别克斯坦铁腕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辞世,引发国际社会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国家走向及对外政策的格外关注。既要"继承"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执政的合法性,又要调整卡里莫夫的"自守、自主"外交,以重塑乌"开放"形象,来为国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在"变"与"不变"的张力及挑战下,乌新政府继承了卡里莫夫外交"避免与区域外大国过分亲近及不参与政治军事联盟"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奉行积极的中亚地区政策,使乌外交呈现出从恪守原有方针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促使了中亚国家关系"回暖"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重启。这对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上合组织深化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是其安全保障问题。虽然安全合作并非"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但"一带一路"能否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海洋安全环境的关键性区域,"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两条涉及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海洋是中国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各方都需要和平稳定的海洋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双方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基础。在海洋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合作议题及方式,以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增量来培植各方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良好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平台,以构筑和保障海洋互联互通网络安全为合作目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从保障海洋航道安全、打击海洋跨国犯罪、实施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和海洋自然灾害救助、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等领域做起,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安全合作格局。     

“法国模式”应对金融危机下的文化事业

作为文化大国,法国在公共文化政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以公共投入为主,国家扶持,地方支持,多方合作"的模式,相应的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共同出资,协商制订目标,并以契约形式保证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土耳其中亚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后冷战时期,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地位,中亚成为国际竞争中新的地缘战略资产。土耳其出于因应国际形势的客观要求,大国雄心的国家夙愿以及对中亚丰富能源的巨大需求,将中亚视为其＂外交战略的轴心＂。土耳其正发党执政后,其中亚战略举措愈加务实和多元。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契合了中土两国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诉...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我爱“红酒”,你爱“鲜肉”

"叔时代"的偶像剧不需要"岁月如刀,独放过他一人"的不老神话。要的就是老而弥坚,老而弥贱。另一方面,青春偶像剧也不甘落后,影视圈的"鲜肉"层出不穷,各领风骚数年。从前,说一个演员是"偶像派",那等于是在骂他没有实力。现在嘛,没有人愿意再做听上去就闷闷的"实力派"。越有实力的,越喜欢当众宣布"我明明是个偶像派",以显得...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