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补强证据规则的程序地位——以英美法为视角的分析

补强证据规则的程序地位在整个补强证据规则理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地位，厘清补强规则的理论问题，有必要对其程序地位进行研究。阶段化的审理结构和二元制的审判组织体系使以英美法系国家为视角的研究，具有更加清晰的属性。通过对英美补强规则的依据及程序适用的研究，可以断言补强规则应当属于证据能力规则，而不是证据评价规则。     

证据的属性反思

在揭示证据概念的基础上,研究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属性,既可以将证据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更深层次,也可以与将来建立相关的证据规则体系更好的衔接起来。而传统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征的研究思路,不仅不能体现证据法的价值,在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应该抛弃。     

秦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规则考论

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秦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秦代简牍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刑事证据规则在秦代已经得以初步确立。秦代在证据理论问题上继承了西周已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根据缘法而治的时代要求,又有所发展,较以往更多地体现了法家主张的证据理论精神。根据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秦代奉行综合性的刑事证据规则,包含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属性。     

意见证据规则要义——以美国为视角

意见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立法层面已初步确立,但相关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鉴于意见证据规则在美国适用最为广泛,发展最为成熟,本文力图以美国为例,全面介绍意见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分析其价值内涵、法理基础,阐释其适用的难点,探讨专家意见可靠性的属性定位,研究意见证据规则下终极问题原则基本被废弃的根本原因及专家意见受到的限制,进而就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提出管见。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对“证据属性”理论的质疑及问题解决

“证据属性”理论并没有在诉讼过程中发挥很好的作用,本文剖析了两大法系对证据采信、认定的动态运作过程,建议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理论引入,并为我国建立符合诉讼法要求的证据规则建言。     

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制度的现状（下）

二、建构我国公证证据规则的基本设想 (一)根据我国公证的本质属性及地位、作用,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应采用严格证据制度. 公证证据规则是公证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则,其核心内容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或证据能力问题.建构我国公证证据规则,应按照我国公证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而设计.     

传闻证据规则，抑或直接言词原则？——民事诉讼书面证言处理的路径选择

传闻证据规则是以证据资格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直接言词原则是以审理行为为核心的准则要求，不是相互衔接包容的同一路径。由于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践缺乏契合性，即使引入传闻证据规则的规范内容，也不能改变我国以诉讼行为要求为证据运用基本内容的制度特色。在书面证言问题的处理上，只能基于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一整套原则和例外的具体制度体系。     

电子证婚和采证规则的冲突与调和

证据采纳规则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它主要是规范在何种情况下取得的何种形式的证据才能进入案件的审判过程，具有证据能力，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英美法上主要的采证规则有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性规则。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逐渐在证据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种高科技证据在采纳上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了冲突，     

证据制度:诉讼法学研究新热点

2000年诉讼法学年会围绕"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证据立法与证据规则"等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证据制度是诉讼法学研究的新热点。与会者就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证据能力、自白证据规则、交叉询问制度、质证程序、证据规则立法等提出了不同观点。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

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解释欠缺指导理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证据法概念,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将各类不同的证据规则都以"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证据法理上可将我国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大致分为四类,即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证明力评价规则、严格证明规则。对于这四类规则,要分别从法理出发探讨其合理性及适用问题。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典型案例等有效方式对其实践适用进行指引;对于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来说,要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改变其适用方式;对于证明力评价规则来说,那些对法官采信证据形成不当限制的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适用;对于严格证明规则来说,要将严格证明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并且完善举证质证方式、心证公开等配套措施。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制度是在反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客观规律,较好地协调了认识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和最大限度发现案件真实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使得法官拥有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同时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法官的心证自由又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需要通过种种限制性措施对其加以规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从“物上负担”到“担保物权”的范式转换——以船员工资优先权之产生为视角的解释论

依英美法＂物上负担＂的理论,船员工资优先权产生于＂为船舶提供服务＂的事实,而依大陆法系＂担保物权＂的理论,这一权利产生的依据则在于其所担保的工资债权。对此,应从比较法学中的＂功能主义＂立场出发,界定船员劳动之事实行为的性质,并由此提出补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0条以确立船员工资优先权产生的法律效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船员工资优先权从＂物上负担＂到＂担保物权＂的范式转换。     

涉网络案件民事诉讼地域管辖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以法律事实发生地的空间定位为基础

在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只有特殊地域管辖才受到案件涉网络性质的影响。造成影响的直接缘由是迥异于现实空间定位规则的以TCP/IP协议簇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定位规则,法律事实发生地与法院辖区间的原本关联被切断。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是在涉网络案件中是否需要剔除或增设管辖连接点,以及如何结合网络空间定位规则,重新建立法律事实发生地与法院辖区间的直接关联。网络空间具有＂技术——社会＂的双重结构特性,涉网络案件管辖问题的解决,应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参酌技术性,主要以法律解释的方法对传统规范进行改良。在涉网络合同案件中,经由规范解释便可解决问题,而在涉网络侵权案件中,还需要对规范加以修正,建立＂实际发生损害＂标准。     

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确立方法探析——兼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习惯国际人道法》

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确立,既要遵循国际习惯法的一般原理,又要顾及国际人道法的自身特点。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区分,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是确立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前提;在证明国家实践的一致性时应首先确保作为证据的实践属"官方实践";"法律确信"的证明对一些禁止性规则的确立甚为重要;而条约作为国际人道法的另一主要渊源,在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确立中起着重要的证据作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确立规则的方法,既有可取之处,又存在疏漏,对其分析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牢头狱霸”问题与我国囚犯管理的制度选择——基于博弈论的法经济学分析

牢头狱霸现象在我国的监狱和看守所中长期存在，国家机关希望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其进行打击，但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对于牢头狱霸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式，相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尚属空白。本文通过非合作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新老囚犯的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在管制资源不足的状况下，管理者在制度选择时宁可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依然选择产生牢头狱霸制度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优势和不足，并对我国的狱政管理提出相应的立法和政策建议。     

民生风险理论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民生风险是指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社会活动对民生可能造成危害的风险,规制民生风险的刑法就叫做民生刑法。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制造(包括储存、运输等所有"食品入口"之前的环节)时难以避免的"工艺风险"、对食材配料定位不断变化的"认识风险"及生产和配料中的"人为错误"。其中"人为错误"是行为人能够或应该认识到并加以控制的对食品安全的侵害。而工艺风险和认识风险因难于预测、不易避免,其刑法适用尚待进一步探究,而不能简单地引入"风险"观念,通过加大打击力度、增设新罪来解决。民生风险和民生刑法的概念就避免了"风险"理论对刑法基本底线的违背,较好地把握了理论节度,成为规制食品安全较为合适的刑法指导性理念。     

浅议近亲属的 “免证特权”

新刑诉法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但对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做出例外规定，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近亲属的“免证特权”，但该规定的不完善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的缺位，纵容了司法机关采纳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不仅与“免证特权”的初衷相违，更是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只有真正完善近亲属的“免证特权”，并确立传闻证据法则，才能从体系上实现发现案件真实、保护特定关系以及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