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研究

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各国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追求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但若被滥用,则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合理规范现代司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已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从法官制度、心证制度及证据制度方面提出了几点完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应建议。     

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自由裁量研究

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各国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追求和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但若被滥用,则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合理规范现代司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已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从法官制度、心证制度及证据制度方面提出了几点完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应建议.     

论作为司法能动性之核心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

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因此,对作为民事诉讼制度核心内容的证据制度的研究,可以展示司法能动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明确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司法能动性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     

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

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通过时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及时对案件作出裁判。在刑事审判实务中，存在着有些法官办理金钱案、人情案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由此口滋生的司法腐败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由鉴于此，应当从立法上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通过完善现行公开审判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推行法院判决书上网等措施，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限度进行有效监督，实现良性的司法能动。     

对一个错案的思考--判断的自由和负担

现代自由心证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在证明力评价上采用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采纳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行赋予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但要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发现案件事实上的积极作用,不仅要运用证据规则等外在措施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规制,还要通过业绩考核等制度来保障法官的判断自由并同时加重法官的判断负担.     

论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检察监督

由于对法官消极适用经验法则的认定缺乏可操作性、办案人员对证据和事实的判定具有一定局限性，检察机关对事实认定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严重影响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质效，给当事人增添了不必要的诉累。因此，有必要通过积极推动法检同堂培训、逐步推行指导性案例制度，有效规范经验法则的适用条件。通过强化对法官内心确信的公开说理、推动庭审录音录像随案审查，增强办案人员对案件证据的感知，从而提升事实认定中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质效。     

正视与反思:证明责任分配中自由裁量权的失范与规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则赋予法官在无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下,允许法官自由裁量证明责任的分配。由于立法之法无法穷尽纠纷的类型,赋予法官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行使裁量权来分配案件的证明责任具有现实意义。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过于原则,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时亦面临着挑战。基于此,本文试从证明责任分配中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入手,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自由裁量权失范的现象及成因,强化对规制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制度考察,提出合理的制度构想。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法国刑事证据自由原则,即将证据能力与证据形式作一清楚切割,允许通过任何形式证明犯罪事实。证据形式自由与证据评估自由及法官依据内心确信裁判的伦理责任一道构成自由心证制度体系。法国证据自由原则历经古典时期的萌芽、中世纪的式微、法国大革命的确立及现代发展四个阶段。法国确立证据自由原则的合理依据是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提高打击犯罪效率的需要及揭示案件真相的要求。合法性及正当性是对证据自由原则的限制。法国通过立法及判例规定了对主要取证手段的限制,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搜查与扣押、电信截听及诱惑侦查。程序无效制度保证限制的有效性,通过程序性制裁形成威慑力。正当性的灵活性及程序无效的偶发性使得法国在刑事证据上从加强“限制”重回“自由”,达成新的平衡。重视“实体真实”始终是法国刑事司法最为核心的价值,这不啻为中国当前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供新的启发。     

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研究

在刑事法律规范领域,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很受关注。现在我国已公布法律并没有规定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实际生活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很多时候案件发生了法律却没有准确对应的刑罚,这个时候,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必须的了。但缺乏有效的理论认识与制度规制时,过大的权力往往就会导致腐败,这是不利于我国树立法律权威和建设法治社会的。     

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司法过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在事实认定过程中,不论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能力的确定或是证明力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自由裁量的成分,如何赋予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更好地发现真实又通过合理的检验机制以有效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我国立法与司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法官受制定法约束的理论谱系及其评价--基于德国法学方法论视角的考察

自19世纪以来,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问题成为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概念法学的理论追求是将法官视为"涵摄机器";自由法学理论则强调法官具有造法的权力,将法官视为"法官王";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可能框架"模式,法律规范只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范围。评价法学理论将"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转变为"法官受价值约束"的"价值导向"模式;在20世纪末,法律论证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商谈"模式,尝试解决这一     

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契约研究

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民事证据契约的重要类型。对举证责任分配契约的实证讨论是对此类证据契约更直观的展现。诉中举证责任分配契约、否定性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值得关注的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新类型。举证责任分配契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正当形式,并未违背自由心证原则,可以解决举证责任分配法规存在的漏洞,弥补规范说及法官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的不足。该制度的运行需要结合实践根据不同类型构建不同的适用规则。     

论我国拒证推定规则的完善——还其推定之本来面目

我国《证据规定》第乃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没能够充分体现推定之基本特征，给予法官自由心证的空间过大，阻碍了拒证推定规则本身所具有的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等优势的发挥。《证据规定》第75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应被还以推定之本来面目，并且其本身的运用不应使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发生转移。     

精神失常抗辩及其刑事证明——以美国法为视角

心智健全推定卸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心智健全的证明责任,将争点形成责任交由辩方承担。而精神失常在美国刑事法中属于积极抗辩事由,根据联邦和多数州的司法实践,由辩方承担提出初步的举证责任,并承担“清晰、信服”程度的说服责任。相较之下,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的建构与刑事证明之间没有明确的衔接,以至于刑事证明的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目前查实被告人是否精神失常的主要手段,但启动权主要其中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辩方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而对鉴定人以及鉴定证据亦缺乏体系性的证据审用规则。司法精神病鉴定应当纳入刑事证明的轨道,辩方如欲推翻心智健全推定,应提出相应证据,继而说服责任的分配要区分辨方证明主张：该鉴定意见是对控方对犯罪主观方面要素证明的反驳,还是主张责任阻却。前者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由辩方证明到清晰、信服的程度。在此证明原理的基础上,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口头陈述或展示,并接受对造的质证。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则由法庭依法判断,其证明力则由法庭自由评价。     

论波兰民事诉讼中证据程序的特点

作为欧洲国家,波兰法律传统虽传承自罗马法系,但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经过岁月演变,在不断的整合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主要介绍了波兰民事证据程序的特点,体现在证据内容。证明主体,证明责任,推定,证据的提出、接受和评估,以及证明方法,上诉程序中对证据等方面。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与自由心证密切联系的范畴。它不仅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证明责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标准,是一个具有主客观双重性的法学概念。本文以证明标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以获取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有益启示。最后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征,提出在法定证明基础上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正谲折狱”与中国传统的诉讼理想

"正谲折狱",作为一种取证文化,在古代有其突出的特点。"正谲折狱",它是获取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特别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一种方法。它包括"正"术和"谲"术两个不同层面。郑克认为"鞫情之术,有正,有谲。正以核之,谲以擿之。术苟精焉,情必得矣。"作为一种与刑讯法相对的取证方式,这种相对平和的诉讼模式背后其实反映的是"限制刑讯"以及"狱无淹滞"的诉讼理想,这和古代社会"罪从供定"的司法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鉴定证据规则在本质上是一套规范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规则，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证据能力规则和排除规则来规范鉴定人出庭问题，辩护方鉴定结论的使用问题。并要完善相关的其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