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后工业化时代生态治理的理念、方式与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变革是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场社会转型的体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从官僚制治理理念向生态治理理念的转变。如果说在官僚制治理中,它所强调的是确定、预测、控制和竞争这样的机械化理念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生态治理在其理念上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组织能力以及复杂系统的进化。这一日益兴起的治理理念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其组织方式来看,生态治理是一项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从官僚制治理向生态治理的转变,已经超出了量变的过程,而成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则是现有制度安排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     

论公司治理中对国家力量介入的内生性需求

公司治理中对国家力量介入的需求具有内生性。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股东(所有者)基于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监控公司高管(日常事务实际控制者)行为的一个理性博弈和制度架构问题,更是如何克服公司运营过程中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增加问题;二是公司治理实践中公司自治表现出一定不足,尤其是"组织成本"或者说官僚成本的存在,以及外部性问题,需要外在力量——国家力量的介入。     

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

已有研究通常将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常规运作看作两种泾渭分明的、互为补充或矛盾的治理形态,但论文认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化官僚运作只是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的两个理想类型,实际上,中国的治理运作很大程度是在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不断转变的治理谱系,而治理任务的"合法性承载"是解释这些差异的核心变量。论文通过对A市18年创卫历程的考察,展现了A市的创卫在前期要件齐全的运动式治理中是如何被常规化从而失效,又如何在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承载"之后通过首长站台、高位协调、加强保障和严格问责等手段进行"再运动",从而取得成功的。进而,论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体制背后的问题是注意力分配,而"合法性承载"概念将有助于解释注意力是如何在治理谱系中进行分配的。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定义

治理理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致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警察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公众的互动合作基础上公共安全管理的改善。因为警察与国家的对应、社会组织及公众正是市民社会的具象,所以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部署。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县域社区居委会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总体不高等。必须从充分认识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来解决"诸多的不适应"的问题。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论文以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研究案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围绕运动式治理对官僚系统结构及运行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遵循着下行的权力路径与上行的治理路径:前者通过高层的竞争性授权,实现对现有官僚系统服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考察,进而强化中央权威;后者则通过强化部门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实现行政系统结构的整合和结构性治权的再生产。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下,以上机制与路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而且是结构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汲取治理权力和资源,打造"全能政府",是运动式治理频繁出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正嵌入性治理较于传统行业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问题:首先,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发挥行业组织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职能错位等不协调的治理方式,构建起柔性的行业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并逐步内化到行业组织肌体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