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案再评析——以公共职能为视角

从权力来源角度并不能充分证明中国足协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这是形式主义地理解《行政诉讼法》第 2 5条第 4款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条第 1款所致。借鉴英国司法审查的理论 ,从公共职能角度重析中国足协的被告资格 ,结论是人民法院未必不能对中国足协的行为予以司法审查 ,北京市二中院的裁决或许是错误的     

从第三部门组织到行政诉讼被告——社会公务的司法监督路径

第三部门组织是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务性的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由于行政主体资格对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立具有相当的意义,第三部门组织在运用权力组织公务时也因此获得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而对于个案而言,被告的最终确立还有赖于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规则与推定规则,同时运用司法权衡来判定。     

"被告即行政主体"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以村民诉村委会为视角的法律思考

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行政主体,如果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就不能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这种"被告即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对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对"被告即行政主体"的理论与实践缺陷发表相关见解。     

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我国行政诉讼的被告确定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在理论中,被告资格确定与行政主体理论紧密相连.能否贯通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救济理论之间的联系,从体系的角度确定并扩大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真正使得行政诉讼称为有效的救济手段.     

“行政主体”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之检讨——兼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的新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是以行政主体理论为标准的。这一确定标准的理论依据——行政主体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但该理论在我国却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已凸显许多缺陷,在实践中,这一认定标准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许多困难,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以及时、有效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当根据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确立以便于诉讼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本人从我国现有国情出发对原有的被告认定标准进行深刻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被告认定标准,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帮助。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定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行政诉讼各种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有关行政诉讼被告理论滞后,导致实体法上的规定不能适应法律实践的需要。对行政诉讼中被告资格确定,有效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南昌施尧村村民诉村委会案再评析——以公共职能为视角

从权力来源角度难以充分证明村委会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是实践中僵化运用《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和《若干问题的解释1》第1条第1款所致。受到美、英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演化的启示，从公共职能角度重析村委会被告资格，人民法院以被告不适格为由做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决定或许是错误的。     

行政诉讼原告与被告资格制度的完善

修改《行政诉讼法》原告规定,将利害关系明确规定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被告资格的修改完善,以行为者作被告和同级政府为"兜底"被告。经过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以原行政机关为被告,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原始纠纷,做到讼了事结。     

对行政复议的司法监督:现实问题与解决构想

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 ,使公民权利得到行政救济产生了可能。但是 ,由于制度上和实践中的原因 ,行政诉讼对行政复议的司法监督体制还存在较多的不完善之处 ,从而影响了行政复议功能的实现和人民法院司法监督权的全面实现。笔者认为 ,应从被告资格的确定、实行对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审查、建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协调审查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对行政复议的司法监督机制。     

论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随着现代社会公有公共设施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因此而受到的损害也日渐增多,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人成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公有公共设施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是信赖关系而非合同关系,管理人义务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和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义务的界限是管理人尽到了合理注意、损害与管理义务无近因关系以及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危险能够控制。     

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益行政诉讼是为了排除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的阻却而在无传统诉权人的情况下 ,为公益目地而设定的一项救济制度 ,应通过纳入法律援助制度 ,设立前置程序 ,放宽原告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及防止滥诉来保障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     

论辩方对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方阅卷范围的规定引发了关于控方是否有义务将其掌握的全部证据,尤其是有利于被告人证据提交给辩方问题的讨论。鉴于控方在证据获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从维持控辩平等、实现有效辩护、维系检察官客观义务、探求实体真实的角度出发,由辩方掌握全面阅卷权有其理论正当性,而不同法系国家中辩方从控方获取有利于被告人信息的比较法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目前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辩方这一阅卷权的实现,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辩护律师有效辩护的评价及其实现

审判中心主义是一个刑事诉讼程序内的话语,在该话语体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有效行使是庭审实质化不可缺失的构成要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是有效辩护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是当事人和法律职业者。辩护律师有效辩护的评价标准,是律师诉讼程序的过程标准,而不是以案件的司法裁判结果为标准。可视性的辩护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方式,是改革现行法庭审判程序的简单化运作模式,改革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对辩护律师辩护观点的评述,扩大庭审网络同步直播的案件范围,许可被告人以律师辩护无效为由提起上诉,许可辩护律师将未决案件争议点诉诸于公共领域,接受当事人和社会民众的检视。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定罪问题,主要包括被告人一审程序中的认罪是非自愿的以及一审判决作出后出现影响定罪的新事实、新证据等,量刑问题以及重大程序违法问题。为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应当要求被告人上诉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请应当迅速及时审查;同时,二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遵循重点审查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采取措施限制检察机关提起"技术性抗诉"。     

民法视角下的不同性别选择阶段的法益分析

性别选择得以产生不是因为生物性别的先天差异,而是缘于社会制度对性别的不平等对待.人的性别专属于自然人,属身体权保护的客体.针对不同的性别选择阶段,分别从选择主体的资格认定、风险责任的承担,生育知情与性别知情的辨别及选择目的的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法律应通过立法技术的完善和法律位阶的提高把对性别选择的立法宗旨限定在为人类疾病控制和生命健康的维护范围内,以实现人与自然、人类自然性别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