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调解的三重含义

一般意义上纠纷解决中的先行调解应当包含三重含义,即作为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非诉讼调解意义上的先行调解、作为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交错意义上的先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先行调解.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借鉴国外ADR机制 完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ADR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传统上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以调解或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法,首先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即在欧洲大陆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广为流行,已逐渐成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中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调解为传统象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制的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实践表明,正式的法律和诉讼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借鉴国外ADR的先进经验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发展司法ADR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事纠纷的解决都倾向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拥有诉讼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非诉讼解决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这需要在立法、思想方面给予其保障,通过人员培训、法律完善、加强监督来不断改善非诉讼解决机制,加强其与诉讼之间的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律师调解制度

基于自贸区纠纷区别于其他纠纷的特点,现有的诉讼与仲裁机制不足以应对其纠纷解决需求,以商事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成为必然。律师参与自贸区纠纷的调解,不但有关联的制度基础,也有其他非法律专业调解主体所不具备的法律优势。经各地先行实践探索,自贸区纠纷中的律师调解制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其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律师调解队伍的建设和任职制度以及配套的多项保障制度等。     

行业性调解的法学解析——以基层调解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行业性调解是人民调解纠纷解决途径上的新发展,既诠释了人民调解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丰富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符合各地＂大调解＂模式的基本理念。《人民调解法》已经正式实施,地方探索不断丰富行业性人民调解的形式和领域,但在人员配备、资金拨付、程序规范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亟需梳理与完善。     

论治安调解的模式创新

治安调解是我国法定的纠纷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独特优势,因其符合我国＂和谐＂文化的传统理念,具备特殊的人文、教育、迅捷、低成本等优势,成为新时期人民警察解决治安纠纷争议的常用方式,也是公安机关建构和谐社会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体现。治安调解的社会效果直接取决于有效的调解工作模式,公安机关在依法调解的前提下,还应积极探索创新调解模式,最大限度地化解治安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论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四川省法院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因此,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问题评析

随着近年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司法确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倡导节约司法资源,发挥调解的功能与价值并力求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土壤相契合,逐步显现出其优势及合理性,但它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在适宜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成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构进路的理论辨思

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会遇到目的取向、适用空间和制度定位上的争论。与民事诉讼调解不同,行政诉讼调解并不完全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更主要的是弥补现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上的不足;由于行政主体往往在事实上对于所有的行政纠纷都有首次判断权,在与司法关系的处理中往往会使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空间有适度的开放性;为了更为彰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应该明确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定位,处理好与撤诉和判决的关系。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老挝民诉法最新修正案介评

2012年7月4日老挝通过了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新法。新法扩大了法院非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将调解上升为民诉法的原则;强化了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权行使的操作性;增强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加强了证据立法;增加了执行程序和非诉程序;加大了强制措施力度;完善了再审程序和涉外诉讼程序。但是,新法也存在证据规则体系不够完整,执行制度设计上过于简约,程序制衡性机制操作性有待提高等诸多局限性。     

厌诉与缠诉：法治现代化背景下的习惯法转型缩影——以黔东南苗侗地区司法个案为例

作为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之一,诉讼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原因,老百姓都存在着＂厌诉＂的心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极强的＂为权利而斗争＂不止的＂缠诉＂司法心理。这两种司法心理方式长期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活动特点。而＂厌诉＂与＂缠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具特殊性。贵州省黔东南州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法学文化,正是由于习惯法文化的强大力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厌诉＂与＂缠诉＂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整个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亦具有明显的＂习惯法转型缩影＂烙印。     

我国大调解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大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分流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从而使法院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真正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争端。同时,针对我国大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首先对大调解进行准确定位,即将其定位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并从机构组织、效力确定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大调解制度。     

作为习惯规则承载者的民间语言

透过民间社会中人们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可以发现民间语言与习惯规则之间的紧密关联：习惯规则的表达和运行离不开民间语言,民间语言承载和蕴含着特定语境中的习惯规则。通过特定的民间语言来透视或识别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习惯规则,也许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劳动争议“诉调裁”对接机制研究

本文从调审分离的视角入手,提出合理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依据案件是否经过调解作不同的分类处理,在诉讼前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诉讼立案时建立立案调解及速裁机制,诉讼中以诉讼和解机制代替诉讼调解,并设置专门的调解组织,使主持调解的组织和人员专门化。     

民事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中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然而，由于实践中过于强调调解结案，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应改变当前硬性规定高额调解率的做法，从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裁判质量入手，做到调、判并重，调、判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