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     

从中美比较法视角检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程序性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新近《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之立法难免受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本文以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为视角,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证据排除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规定的立法内容,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内容进行准确认识和解读,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检察改革视域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实质上建立并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总结实践试点的经验、吸取地方性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通过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诉法得以真正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当就其在非法证据线索的发现、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和非法证据的审查等方面的活动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检察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方式之评析

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就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用"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现有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方式能否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法,应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对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寻求实践解决及制度完善的路径与方法。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论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论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导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重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由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下的三个不同的规则构成。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规则、瑕疵证据修复补救规则。     

简评修正草案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规则。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公约所采纳。在我国，立法、司法部门及理论界一致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重要．需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及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已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引进照搬的层面，制度的引进必须考虑产生和适应的环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对“毒树之果”应予以阻隔，有条件地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以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冲突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从总体上讲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美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历来是困扰各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难题。美国和德国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两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们发现美德对非法证据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呈现出各自的特色。而这正是不同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支配的结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制度的理性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司法制度之间有内在必然联系,该规则的良性运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理念、制度,该规则的预期价值和功能将难以实现。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证据评价问题探究

在自由证明方式下,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是相对于机械的法定证据规则的束缚而言的,决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评判证据.法官评价证据的范围主要限于证明力而极少涉及证据能力;评价的内容是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强弱;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经验法则,评价的方法是综合判断.剖析并探究证据评价的过程,对于我们构建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