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还是老制度--《制度、战略约束和美国战后秩序的持续》评介

冷战结束后,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各国政治家、战略家和学者从其国家目标和利益出发,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理论构想和战略规划.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在这场讨论中独辟蹊径,透过自由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全面诠释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源和特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个战后安排,一是遏制秩序,二是西方自由民主秩序(美国霸权体系).遏制秩序随冷战的终结而坍塌,自由民主秩序却在冷战后时代依然存在,并且愈益广泛和巩固,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中轴和核心.战后西方自由民主秩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伊肯伯里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营建战后秩序时所刻意追求的霸权约束和制度构建.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英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

美英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长期合作表明 ,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存在。英国的亲美政策及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战略一致 ,构成了“特殊关系”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 ,战后以来至今 ,美英两国始终把控制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然而 ,美英控制国际秩序的目标在冷战后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第三世界的反对外 ,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也拒绝接受其“单极独霸”的国际秩序构想 ,不过英国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血缘联系、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美英特殊关系重要原因 ,而共同利益则是其赖以持久的关键因素     

美国对英战略与霸权转移

19世纪末,美国为了构建美洲安全体系不惜与英国走到"战争的边缘",获得了英国对"门罗主义"的承认,从而崛起为美洲区域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利用重建欧洲秩序的契机,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与英国达成了政治共治;利用"道威斯计划",与英国达成了经济共治;借助"华盛顿体系",与英国达成了军事上的共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蔓延,美国最终与英国在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通过建立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联盟"及战后集体安全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从容地接过霸主的"权杖",完成了英美霸权的转移。     

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美国的国际制度领导与多边贸易制度变迁

多边贸易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为促进国际贸易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多边贸易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国际领导的影响和推动。美国在战后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即发挥国际制度领导作用。多边贸易制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美国提供国际制度领导取决于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根据国际基础和国内基础的满足情况,可将国际制度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保守型领导、激进型领导、赤字型领导四种类型,不同的国际制度领导类型决定了多边贸易制度变迁的不同走向。     

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

本文意在对1950年后十多年间美国因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对台湾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本文发现,美国对台湾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和基层的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官僚集团之间形成的"跨政府关系".这种关系有其特有的组织载体和制度机制,并成为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政策、战略形成的关键因素.文章进而叙述了在跨政府关系的架构下,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是如何共同导演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发展战略的转型.本文认为,虽然美国因素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在台湾复制出符合"自由发展主义"理念的美式经济模式.     

从“新经济”走向“新经济”:德国社会生产体系的连续性与变革——评阿贝尔斯豪塞的《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

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在《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这部力作中将史实与经济理论相结合,阐释了二战后德国经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威廉帝国时期形成的社会生产体系。这一论断挑战了将二战后德国经济的成就归功于与传统决裂、全面引入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首要原因不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货币改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引入,而是当时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条件。阿贝尔斯豪塞有关制度变革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永久中立到依附美国——简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     

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南越政府的援助,来彰显美国越战政策的合法性。随着越战的升级,这一计划的重点被调整为争取美国的重要盟国向南越出兵协同美军作战。围绕着这一计划,美国与大多数盟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分歧,进而导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冷战同盟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与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由此造成的冷战战略的差异,是冷战同盟内部围绕"更多旗帜"计划出现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日本“国家正常化”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

战后,由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占领当局直接主导了日本的非法西斯化改革,日本的对外政策也被纳入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框架内。正因如此,战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进程与美国的亚洲地缘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日本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哨兵,日本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得"独立"和国际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日本乘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自主权。尤其进入21世纪,日本通过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近年来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日本借机加快修宪活动和军事"解禁",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     

对战后初期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原因的再审视

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动,始终是影响东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改造到扶持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经历了曲折的转变过程,转变的直接结果奠定了之后的美日关系,且至今仍对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存在着重要影响。战后初期影响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诸因素,并非先前中外学者所分析的平行并重,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诸因素形成一个逻辑因果链,最终导致"旧金山体制"形成。在美国转变对日政策过程中,意识形态分歧和美苏大国间国家利益的博弈互为表里,时而契合,时而背离,但最终依归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所有这些对于预判目前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和趋势、对于确立处理该地区国际事务的基调和对策是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的。     

何谓“更好的联合”?——论美国内战时期关于美利坚内外秩序的争论及林肯对“联合”的再定义

美国内战的爆发原因与实质是美国人重新选择各州、不同族群等多元政治单位的"联合"方式,属于宪政争论和宪政危机;北方为否定南方以"州"为基础的秩序图景,用普遍赋权的方式赋予美利坚宪制以形式的统一性,但这也导致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内战爆发。内战之后的美国虽然重获统一,但以武力和征服为保障而建立的战争秩序,与由平权革命倡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参与方式作为支撑的战后秩序的二元结构,则给它留下了更难解决且影响更为长远的内在冲突。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与德国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文章试图探寻这种不同结果的外部根源。文章认为,一战后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付战争债务,致使后者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实施了过度榨取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一战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动荡,为德国国内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最终,美国不仅没能如数收回债务,反而被卷入二战。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启动资金,帮助欧洲恢复了经济,抑制了德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稳固了联邦德国的新生政权,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同时也实现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通过对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不同对外经济战略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文章试图阐明,随着当代世界安全结构的变迁,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与他国的关联利益日趋明显,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关照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美国智库国际战略报告文本解读

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战略建议。它们提议美国应从依靠权力推行民主自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通过大国沟通与合作,应对共同威胁。这些原则构成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政策并非三项战略建议的翻版,其中依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因素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子。     

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序观

结构自由主义着眼于总结和解释战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对冷战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结构自由主义认为,战后西方政治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安全绑定实践;美国霸权的可渗透性和互惠性;半主权的、不完整的大国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开放性;独特的西方公民认同。对于这些特点,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作为深层结构的工业主义和作为直接原因的美国霸权。战后西方秩序是一种开放的、互惠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是其中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由于决定西方秩序的那些因素在冷战后依然存在,所以,西方大国并不会回复到旧的权力政治斗争中去,美国也不会走向一种帝国式的统治。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