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程序与实体关系的话语变迁——以中国“民事法”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法领域的程序与实体关系经历了"主从论"、"独立论"和"互动论"的话语变迁,这种话语变迁折射出中国语境中程序与实体关系的时代特征、观念转型、制度基础和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30年改革开放之变迁——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探讨

本文在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下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在内容和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化变迁的主导;而三十年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廉政与权力制约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确立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人地位。“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思想和原则，已先后载入新中国成立后的4部宪法之中，被宪法所确认。     

“行为-过程”范式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既有的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法律-制度"范式下展开的。从解释能力、社会效果特别是思想效果来看,这些研究无力促成有效的思想交流和理论对话,因此应采用"行为-过程"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行为-过程"范式出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主政者提出来的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在法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的行为准则。在"行为-过程"范式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依法治国"是主政者所选择的治国方略;"执法为民"意味着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应当为民众执掌法律;"公平正义"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为民众提供其所认同的公平正义;"服务大局"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党的领导"在于强化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的政治意识。     

论中国共产党宪法价值观的发展与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为目标、以建立宪法秩序为手段、以法治为基石的宪法价值观。这种宪法价值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民主--秩序--法治的演进过程,并且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新中国初期的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宪法价值观对于新中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恢复和建立民主法制秩序为核心的宪法价值观,对于现行宪法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宪法价值观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宪法价值观的重要转型。     

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

目前,法学界对于劳动权的研究大多是从劳动法的角度展开的,从宪法角度所进行的劳动权研究大多也是在用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内容解读我国宪法第42条劳动权的含义,陷入了"以劳动法解释宪法"的方法论误区。笔者认为,对于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应当立基于"以宪法解释宪法"的原则上,从宪法文本以及宪法变迁中探求宪法劳动权的内涵。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几部宪法文本中,我国宪法劳动权的规范表述形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赋予宪法劳动权和劳动的概念以全新的含义,并使职业自由成为我国宪法劳动权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形态。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是支配"五四宪法"的核心目标。在此目标的支配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蕴含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它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配合政治现实的需要。"五四宪法"将革命建国的目标法律化,基本权利规范相应要服从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发挥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训与统一功能。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当我们走出革命的国家观,国家正当性的依据就要从革命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转化成宪法成立这一法律行为。为此要倡导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构建个人与国家受宪法和法律支配的新型秩序。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     

“依宪治国”命题的逻辑

1999年现行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表明修宪者认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为重要、关系国本,以至于必须成为整个"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非经宪法修改不得由政府机关(哪怕是代表多数民意的立法机关)所更改;胡锦涛2004年9月15日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的"依法治国首先要(是)依宪治国"的命题,则似乎表明了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内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对“良性违宪”的反思

本文认为，前两次“良性违宪”的讨论不够深入和全面。“良性违宪”理论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法哲学层面的方向性错误。“良性违宪”理论为宪法制度确立了两条凌驾于宪法原则之上的政治标准。用韦伯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实质合理性法律观而反对形式合理性法律观：用昂格尔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官僚法而反对法治。因此这种理论站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虽然存在重大错误，但“良性违宪”理论所揭示的现象却值得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宪法文本以及宪法修改和变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宪法的变革看治国方式的转变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所界定的政治体制、治国方略有很大关系。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体、政体都没有改变，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治国方式却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抚今追昔，共和国宪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５０年历史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１９５４年宪法、１９７５年宪法、１９７８年宪法和１９８２年宪法。此外，１９４９年还颁布了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年解放战争取…     

重访改革历程：作为宪法变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八二宪法的颁布处于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中,但到1993年宪法修改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则经历了从制度探索到宪法变迁的过程。“市场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原因在于八二宪法肩负着支持改革与重建法制的双重任务,在改革早期年代难免存在张力。在宪法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中,宪法变迁现象有必然性,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对此密切关注,有关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宪法实施规律的认识,也为后来的成功修宪营造了思想环境。在宪法变迁中实现宪法规范的更新,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路径,这是市场经济入宪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     

凯尔森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理论阐释和效果分析

凯尔森是欧洲违宪审查制度的理论奠基人,他的宪法司法保障理论旨在响应时代挑战,亦是其纯粹法学理论的应用。对于凯尔森宪法司法保障理论内容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司法意义和政治意义,也有益于分析违宪审查欧洲模式的历史变迁。这种反思对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具体建构也有积极意义。     

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1949-2010）——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有关土地制度的具体规定，探寻土地制度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变迁的历史脉络，把握我国宪法中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以期为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

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现行宪法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对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中包含着宪法所发挥的功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宪法学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宪法颁布实施20年是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人民检察”概念的内涵演变

“人民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范畴内的重要概念,蕴含着人民性、中国特色和自主发展的内容。“人民检察”概念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生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下的检察立法,形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移植于苏联检察、改革开放后检察机关重建的法治实践,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概念。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概念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四大检察”新格局,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基础上呈现出其时代新内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继续发展。     

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与转型之路(1949—2019)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和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化"改造再到中苏关系解体之后的"中国化"探索,从"文革"十年的全面停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创新,德育理论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前进,在波折中不断探索,实现着自身的现代转型及改革创新。新世纪以来,中国德育学者继续开展德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在本土教育语境及现实问题背景下展开中国德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的创新,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原创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德育模式,展现了多元开放姿态下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造。展望未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将在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深化和拓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培育。     

“中国模式”之法学批判

中国1949年后头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理想,但改革开放的30年确实创造了一个经济成功的奇迹。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论"中国模式",必然落入左倾极端主义陷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首先和主要证明了创新性宪法要素的强有力经济功能。中国经济长期孤军冒进,没有性质相近的宪政体制与之协调配合,因而存在盛极转衰、突然崩塌的危险。应该真正面对和回应国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权利保障需求,调整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向公民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产品。政治体制改革最基本的要求是公权力运作完全回归宪法,实行宪政。"中国模式"的提法阻碍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没有学术前景和政治前程。今日中国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基点,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法律领域。中国到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