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构建新型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统战性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论析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统战性社会团体所具有的统战性、政治性、代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统战性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现状来看,虽然统战性社会团体在社会治理中确实是发挥了作用,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方式方法、自身建设等方面来寻求解决困境的途径。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精细化:从认知到行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路径分化北大核心CSSCI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是核心问题,特别是社会组织能否吸纳专业人才。有别于传统研究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视角,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发生吸纳行为是基于有效合作治理的前提,即社会组织成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条件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现有制度环境的多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路径有所不同,归纳为"嵌入式"定向吸纳路径与"内生式"扩散吸纳路径。前者是社会组织迫于政府推进合作治理的压力引致,后者是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及其体制建构:挑战与路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为此需要架构和完善多元主体间有序合作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理论层面,需要关注权力、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社会治理工具,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厘清自身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中建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协同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落后,因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治理理论本身来看,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建,必然要以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为基础。在治理视域中观察社会公正,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不失为一种新视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提升研究——以山西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为视角

以促进社会办医参与推进健康治理,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逻辑需求蕴含于新时代健康目标、健康返贫风险性及现实新机遇中。基于健康治理分析框架和对山西相关调研,可以发现在促进社会办医参与健康治理中,目前存在影响制约健康治理效能的多重因素,包括经营管理目标理念失当、参与机会空间难以拓展、人才短缺限制自身参与能力提升等。其主要根源在于,相关政策设计及治理主体关系存在缺陷。基于此,应以社会办医服务能力提升为着力点,通过健康治理目标、主体关系及制度保障三方面的优化创新,实现欠发达地区健康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     

新时代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践难题及路径选择

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落脚点。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实践难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基层政权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冲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有待理顺、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关系发生变化。而要科学解决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理顺基层政权的财权与事权关系,重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新型和谐政民关系。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北大核心SSCI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有文化,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将文化的思维贯穿于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方方面面,用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中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多方面资源的整合,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治理中形成“区域—城市—城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最终通过治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引导、运用和创新,促进城市完善自身核心定位,从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文化引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论社会变革中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机制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