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辨名析理 考镜源流 独成一家——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学术贡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为中国哲学界定了研究视域、创新了研究范式、构建了范畴体系，对于引领中国哲学发展，规范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并据此还原的中国哲学观，蕴含着张先生自己的哲学情愫及其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为其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正在形成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的新唯物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建国后没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哲学综合创新之宏愿，是一代哲人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阐释

张岱年哲学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人生论等作出了创造性阐释,鲜明地体现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特色。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这对于完整理解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张岱年毕生信持马克思主义,老而弥坚,这种精神在当下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陈云“十五字诀”的哲学意蕴

“十五字诀”是陈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切身体会，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哲学著作。陈云“十五字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现实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陈云“十五字诀”有利于加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民主的作风。     

西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的“伤害”及其反省——以“四大认知范式” 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西方哲学方法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所批评。那么，西方哲学方法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呢？应该怎样理解这种负面影响？又如何避免或消除这种负面影响？通过对“四大认知范式”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之考察，兴许能寻找到可资参考的答案。     

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基于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理解

基于现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来理解孟子哲学的自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性角度而言,孟子证成了其自身之为自身,即自我不是作为普遍概念的例子而是切己之自身而存在;并且,孟子从自我“内在固有”之思出发,以能思能觉的主体之展开自身作为自我,是逐渐生成的精神性作为自我属己世界的主宰和本体根据,这都与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另一方面,孟子的自我又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心所同然”的普遍性承诺,他具有很强烈的“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就容易走向文化或道德英雄主义,而有悖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因此,对于孟子哲学中的自我,需要经过创造性的阐释才能真正成为平民化自由人格。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宋明理学对“太极”诠释的发展

“太极”一辞于《易经》所无，而于《易传》始言之，发展到了宋代的周濂溪有《太极图说》，其中的第一句，“无极而太极”是关键。往后的发展，对于“太极”及“无极而太极”两句常视为形式义，而不决定其内容，内容视各派系主张而有不同。各家常以自己的体系观之，故有不同诠释。如理学则视此“太极”只是理；心学则视此是心；气学则反对太极为气外“根源之物”。对于太极一概念的演进之研究，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宋明理学体系对太极概念的影响。本文即以此“太极”概念做为核心，进而把其中的观念之发展，一一述及之，并解析之，以阐明此概念于宋明理学中诠释之演变。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