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利弊检讨

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法学院始于哈佛法学院院长兰戴尔的法律教育改革,他在教育层次、教育方法、师资等方面为大学法学院设立了标准,法学教育也由此从实务界独立出来.但在法学院追求卓越的过程中,矛盾也日益突出.法学院作为大学专业学院不得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平衡,以兼顾教授的学术自由、学生的现实要求与实务界的压力.总的来说,美国法学院在学院定位、教学模式、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值得做出认真检讨.     

何种教育理论? 如何联系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问题再审思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联系"包括"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联系教育理论"两个方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鉴于许多人都近乎约定俗成地把关于教育的所有理论统称为教育理论,有必要强调,需要联系教育实践的只是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理论",而不是并不属于教育理论范畴的"非教育理论"。所有教育理论都需要联系教育实践,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实然性教育理论"与"应然性教育理论")与不同位层的教育理论("高位层"、"中位层"、"低位层"的教育理论)都需要联系教育实践,不能把"教育实践"窄化为仅仅是由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直接互动所构成的具体活动。联系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具备"实践品质",主要包括改造教育实践的担当、接触教育实践的欲望及感悟教育实践的能力。     

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与希望

在当今法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缺憾,这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缺失。当今法学教育中不是理论多了,而是理论少了,是真正的有用性理论的缺失,而真正的理论又必然是真正的实践;法学教育中的实践也是缺失的,实践不是"模拟法庭",而是真正的理论与现实的对接与融合。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教育中之理论和实践的缺失是一个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应以实践合理性为基础去谋划当今法学教育改进的原则和路径。     

实践中的法律与法律中的实践——哈特与德沃金论战的遗产

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理论论战并不像表面上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各自从事的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事业,分析的并非是同一种事物,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实际上,哈特与德沃金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但是他们都是从法律实践出发而达至对于法律这个事物的概念性理解。虽然他们所理解的法律实践存在不同。在实践意义上,哈特与德沃金各自的法律理论进而法律理论本身,便有了一个得以内在理解的框架,而且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他们的理论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合作、冲突以及对立的复杂关系。当然,也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实践中的法律以及法律中的实践所存在的内在特点,才可能构造出一种新的法律理论,从而推动法律理论的发展以及增加对于法律这个事物的认识。     

On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就其性质而言,法学本科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因此让法学本科教育回归职业教育之本位乃当前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鉴于法律职业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结合当前中国法学本科教育体制,未来中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必要采行“一二一”原则,即在学制安排上,一年时间用于人文课程学习,两年时间用于专业课程学习,一年时间用于实践学习.为此,有必要适时调整法学本科教学大纲,增加人文必修课程,科学配置法学专业课程,并为实践学习设定刚性规范.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困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知识观、学生观、学习观和情境观等方面令教育工作者存在着诸多困惑,在教育实践指导中也可能出现诸多问题,我们要预防该理论在教学目标设置、教学过程实施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偏差的发生,强调知识的个体性但更应追求其普遍性,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但不该轻视教师指导,强调"意义建构"但不应排斥"意义接受",强调"情境创设"但不应排除"抽象概括",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和促进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及其评价初探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指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全过程,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传播、教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评价则是评价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在理论教育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能动地判断理论教育价值的实践-认识过程。它本质上既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又是评价主体的评价标准与理论教育价值的统一。     

构建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新常态

正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中,改革与法治是两大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正在进行的两大社会系统工程。改革如何进行,法治如何建设,不仅是在其各自领域需要持续性地提出与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在改革与法治之间必须联系性地提出与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与法治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系统关联和实践上的机制互动。(一)改革与法治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社会的动态系统中,改革与法治固然有各自的结构体系与运作机制,然而,改革与     

对我国教学理论研究本土化的理性思考

教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其实质就是把异域、异质文化同我国的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内化、重构国外教育教学理论,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教学理论。现代教学理论研究应是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而构建起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历史辩证的眼光看待我国的传统教学思想,从根本上认识到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某种文化传统在现实条件下的存在,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承接过程,更是一种选择和改造的过程。此外,教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建立在民族化基础上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它不是对外来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简单移植,更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经过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加工和处理。     

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以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为背景的反思

作为一个法律移植国家,国外的法条与法学理论在植入本土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真正实施,转化为人的实际行动的难题。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脱节。人们经常对学者的理论进行抱怨,但批判论者也对"理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理论与实践有不同的担当,应当加以区分,但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应当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谋求二者的良性互动,以此促进我国法学与法治发展。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及实务部门在探求二者互动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努力,但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法学教育和法官培训等方面予以变革,并在体制上建立沟通二者的渠道,真正走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脱节的局面。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     

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之审思

最大诚信原则为保险法基本原则之一,此观点几近为国内保险法学界通说,其存在理由包括保险合同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性、射幸性、格式性等诸多理论,但相关理论均不足以作为解释其存在的依据。从最大诚信原则的核心规则来看,无论是告知义务、说明义务、还是弃权与禁止反言,亦不足以支撑其存在。最大诚信原则之称谓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巨大潜在危害性,应以诚信原则取代之。     

合同视角下的专利默示许可研究?--以美中两国的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

从发生原因上讲，专利默示许可包括基于产品销售、合同关系和其他交往关系产生的默示许可三种基本形式。专利默示许可的理论基础，在英美法上主要基于其禁止反言理论，在大陆法上则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专利默示许可，究其本质是专利权人和专利技术使用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而非侵权关系。专利默示许可是合同法上事实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成就应当具备事实合同成立的一般条件。我国司法机关有关专利默示许可的实践探索，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有待完善的不足之处。从制度构建上讲，专利默示许可应当建筑在专利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之上，同时在具体规则上保持其案例法的本色。     

刑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恶性循环”与“良性互动”——我国刑法理论的反思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我国的刑法理论分为与实践"恶性循环"的理论和与实践"良性互动"的理论。前者以犯罪构成体系的争论来说明,后者以死刑的改革来说明。我国刑法理论在国外刑法学理论的"刺激一反应"模式之下缺乏理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但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不能正确对待国外的刑法学理论。应该反思"恶性循环"的刑法学理论,应该提倡"良性互动"的刑法学理论。     

从侵权角度看保险人的恶意拒赔——以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侵权为例

在美国,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基础却恶意地拒赔或拖赔被保险人的索赔时,可以适用恶意侵权责任对其进行规制。该责任是以合同中当事人应善意而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为基础的,它于合同之外而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恶意侵权责任最早见诸于第三方保险之中,其后扩展到第一方保险,表现为保险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保险人之上而拒绝赔付保险索赔或者拒绝与第三方原告进行和解,因而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在责任范围上,恶意侵权责任包括保险金、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尽管还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但是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国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念重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其体制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有稳定、持续的改革理念的价值指引和支撑。行政机关只有深刻认知、真正确立起权力有限、行政公开、诚实信用、正当程序、便民、高效、公共服务、责任政府等基本行政价值理念并以之为改革的理论指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目标。     

服务性政府构建中“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度解析

“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在政府服务的实践中,应具体化为纳税人观念、法律至上观念、民主监督观念、诚信与求实观念等来体现。确立这些观念,就要走出官本位、万能政府、片面政绩观等误区,从教育、制度、监督评判三个方面加以培育和实现。     

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

通过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认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这一原则应当从司法能动与善意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学者的注意力不要过分纠缠于对诚信的定义,应当集中精力归纳司法判例,在实体上使诚实信用类型化;同时研究如何在程序上衡平司法能动与自由裁量的界限。     

Of Athenians and Spartans: Profiles of freedom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leadership styles of criminal justice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An essa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dub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the kind of treatment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receive from their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It is based on three premises: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should be held to higher rational and moral standards not because they ar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other liberal arts departments, but because they teach justice; if the virtues of criminal justice are worth teaching, then criminal justice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treat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ese virtues; and treating criminal justice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unfairly, disrespectfully, or irresponsibly makes them unable or disinterested in endorsing the noble nature of criminal justice.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as either Athenians or Spartans. The former are best suited intellectually and temperamentally to administer because they possess a talent for reasoning and act in good faith. The latter are unsuited because, regardless of how well they mask it, they practice domination, deception, favoritism, and indignity.This essay is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based on the contiguity of modalities, experiences, and impressions generally shared by criminal justice educato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ts logic is Humeian and its method is broadly ethnograp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