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以1978年以来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变迁为视角

我国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一直在颇具争议中蹒跚前行,文章通过对民行检察监督发展历史的回顾提炼出三点规律性认识:理论的争论和误区导致实践的停滞或缓慢发展;检法关系的博弈影响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法律制度规定不完备的情况下地方检察机关的探索性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继而透视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中应完善的路径: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美国检察制度溯源与发展

美国检察制度及相关法律繁杂，相关成文法会同判例法及行业规范，相互交错，深刻影响着美国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其经验与教训为各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难得的学习与借鉴模板。在科学与务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美国检察制度中某些合理的内核、理念与制度有可能为我所用；而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亦可成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前车之鉴。     

我国检察抗诉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完善

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实行检察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宪政需求和现实意义。我国现行检察机关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难以履行监督审判权的职责；对自行发现的错误裁判案件，启动再审抗诉程序缺乏制度保障；依申请启动的抗诉程序，检察抗诉权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抗诉案件再审的审级，降低了检察监督的地位。改革和完善检察抗诉制度应对抗诉权的具体行使手段、程序及抗诉层级进行完善，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     

浅议我国检察制度改革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特别是检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工作进展,推动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现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体制中的局限性仍然存在,这就需要在检察体制改革中即巩固之前取得成效,又要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本文将从加强检察机关独立性,强化检察职权、创新办案机制,完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自身监督制约三大块来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检察制度改革。     

美国私人检察诉讼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民诉讼是美国公益诉讼的重要形态。作为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私人检察理论对美国环境和民权等领域的公益保护意义重大。私人检察诉讼在美国经历了由发端到兴起,再到受限的漫长演变过程。这一历程揭示了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必须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要求;私人谋利动机不能成为公益诉讼稳定的推动力量;应确立政府执法优先辅以公民诉讼的公益保障机制。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虽应借鉴他国有益经验,但更应重视和挖掘自身独特的政治制度与法制传统。唯有如此,方能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建议在民行检察实践中的运用与思考

检察建议为我国法律制度下产生的独特的检察监督方式，其在民行检察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鉴于观念上的差异、立法层面上的缺陷及检察建议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民行检察建议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应通过立法赋予检察建议应有的法律地位并确认其适用范围、应完善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应规范检察建议书的行丈格式与内容要求。     

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建设与改革

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具有实践性、多元性、系统性和韧性。要统筹把握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与检察一体的关系，辩证把握建设与改革的规律特点，全面把握建设与改革的目标任务，努力形成贴合实践、符合规律的研究范式。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要保持韧性，加强场域贯通、内生改革。要将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纳入新阶段检察改革总体部署，全面准确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制约监督，强化检察一体化履职法律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类案检索智能化数字化模式。     

检察委员会决策权初探

检察委员会制度与大多数的法律制度不一样，它不是“专家”、“学者”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制度，是土生土长的。其决策权在检察制度不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观念走向制度——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探源与解析

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检察一体履职数字模式的建构思考

建构检察一体履职数字模式，是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一环。制度层面，是提升法律监督实施效能的内生需要；技术层面，是深入推进数字检察改革的客观要求；治理逻辑，是实现检察一体价值目标的时代必然。要注重增强检察一体履职机制数字赋能供给，加强数据权益保障，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拓展检察一体履职数字场景。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的法理思考——以评析理念变迁为基点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从建立之初至今,曲折发展,其中彰显了民事检察监督理念的深度变迁.《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旧理念冲突和调和下形成的修法内容使民事检察监督陷入形式上强化而实质上弱化的困境,应当树立权力制约理念,强化权利保障理念,解决民事检察监督中不同理念的冲突,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民事检察监督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民事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完善,健康发展.     

论渎职侵权检察监督的问题与突破——以职权配置为中心

渎职侵权犯罪是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践中检察机关由于职权缺位和职权弱化等原因,造成渎职侵权犯罪查办和惩治不力。渎职侵权检察监督的弱化根源在于对我国检察权性质、地位认识上的分歧,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观念使得检察权在具体的职权配置中被弱化,最终形成了渎职侵权犯罪查办和惩治不力的局面。因此,应当立足于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属性,反思目前检察监督职权的不足,对检察监督职权进行充实和完善,进一步明确检察建议权,放宽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条件,扩充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权,明确规定对渎职侵权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使渎职侵权检察监督更为主动和强大。     

检察监督原则另论

检察监督原则是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基本方案和原则。根据检察监督原则的要求,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院可以对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监督。但是,从检察权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来分析,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合理性却值得质疑。     

行政诉讼监督视野下的法律监督价值

对我国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目的在于及时调节和疏导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间的行政纠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面对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行政法律监督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应当包括抽象行政法律监督与具体行政法律监督两方面。以行政诉讼监督效果衡量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其效果并不明显。当前随着大调解格局、法院能动司法、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展,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难点,但也有不少突破点。     

检察民主研究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民主成为各种国家权力运行的普遍原则。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检察民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征和内容,并对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了概评,以求为检察民主的理论发展尽绵薄之力。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试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针对理论依据的争议,对侦查监督说、公诉职能说、综合说、制约与配合说进行了评析,指出侦查监督权不能涵盖引导侦查的全部内容,公诉职能理论存在缺陷,综合说的实质应为法律监督权,制约与配合说难以自圆其说,认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依据应是法律监督权.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对检察职能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优化了检察权的配置,吸收了检察改革的成果,解决了检察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以加强法律监督为指导思想,改革和完善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对强化检察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确保新刑诉法实施时检察职能的顺利实现,检察机关应积极做好观念更新、条文理解、职能调整、组织保障等准备。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

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检察监督应当成为检察机关的基本监督职能之一,但如果只将我国特有的宪政结构作为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体系上则显得不够完整。就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而言,其理论依据应当存在着权力制约、司法权威生成的合力以及权力对权利的救济等多维度的关系。     

检察督促之建构

当前．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的现状亟待创设对行政违法进行检察监督的新方式。检察督促是近年来民事行政检察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种非诉讼性法律监督方式。检察督促拓宽了法律监督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检察督促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