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学家杨兆龙百年祭

本文简要记述了国际着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光辉而悲壮的一生。杨兆龙博士曾是《联合国宪章》最早的中文翻译者；1945年日本受降後，曾受命主持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件》；194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检察所代理检察长时，曾帮助中共释放南京“五·二0”案申诸多共产党人及全国近500名政治犯。他是在国内率先提出“法治治国论”、“无罪推定论”的有良知卓识的法学家。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又惨遭迫害，但他始终未放弃在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努力。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下隆冬季节即将来临，举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气氛却越来越热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代。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一页又一页的新篇章。     

可贵的“较真”精神

曹广辉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后,深深感动了许多人。一位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的事迹,为何如此动人?不少人说,是曹广辉同志的“爱较真”打动了自己。曹广辉的确“爱较真”。他在专业技术上“较真”:不管对谁都用数据讲话,练就了一身“绝活”,成了“救火队员”;他在为民造福上“较真”:不论道路规划还是施工,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认准了“修路是为老百姓”的理儿;他在爱岗敬业上“较真”:“我是修路的”常挂在他嘴边,面对几十万元年薪的诱惑,他不为所动,始终不离自己挚爱的工作岗位,连给儿子起名都与“路”有关;他在清正廉洁上…     

WTO法治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

在当今的国际法治进程中，WTO堪称一种自成体系的法治模式。但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和拓展及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WTO法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主要有（但不限于）：WTO权力的扩大与各成员自主权之间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实质性地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繁殖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侵蚀；WTO决策的民主、透明和效率的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应对这些挑战，应坚持“成员驱动”、“发展主导”和“合作共赢”等三项基本指导原则。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法治能力建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纲要的思考

现阶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纲要（规划）研究应该以国家关于“本世纪前20年是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为依据，与2020年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性总体目标相一致，具体定位在对“未来十年”（2010年至2020年）依法治国的目标和措施研究；“未来十年”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的法治能力；法治建设的主战场是法治政府建设。     

“许霆案”背后法治理念的思考

“许霆案”的背后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相辅相成，伴随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推动了我们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司法在接受民主的监督的同时，要保持其独立性、公正性，取得司法独立与监督权的平衡，因为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生命。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律师执业

律师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律师职业的出现，不仅是基于社会生活对其专业技能的需要，更是国家政治建构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把律师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往往被当作国家民主与法治总体水准的一种标志。自我国建立律师制度以来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律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对民主法治的追求，没有对公平正义的尊崇，就不可能有律师职业的出现；离开了律师这一职业，民主法治的实现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就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建立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至关重要。     

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续)

本文以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为开端，结合法律知识解释了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法治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与原理、法治系统工程与系统工程之本质区别，进而介绍了法治系统工程所采用的综合集成方法。此外，本文还论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法治系统工程的关系、系统工程对现代法律科学的优化功能。文章的结论是：法治系统工程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行政

本文通过对法治行政的演进历程、法治行政原则、法治行政依据、法治行政现实化基本要求的探讨，揭示“法治行政”是实质法治，以区别于“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的实现需要的是系统的支持。     

略论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党的十五大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宣示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根据十五大报告指出实行法治是历史的必然；阐释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包括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权力制约与监督、秩序、党的领导等；进而强调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必须更新观念，进一步完善制度，提高全体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素质     

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探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并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无论是法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都要求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因此，对法治文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解构其实质内涵，对于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推进法治建设尤为重要。     

“公务员听讲座打盹被勒令停职”的行政法分析

“公务员听讲座打盹被勒令停职”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均存在疑问，其折射出来的是内部行政法治的欠缺。完善公务员权利保障机制，认真对待内部行政法治，是建设法治政府，实现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依规治党理论。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并将其与“依法治国”一体而论；创造性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构成依法执政之“法”,依规治党是依法执政的题中之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科学指引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贯通在法治轨道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充分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经典呈现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对世界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新书

《每个人部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与人权》 本书以“民主、法治、人权”为主题，精心挑选了60篇文章。正如张千帆所言：民主是立国之本，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根本制度；没有民主，法治也只能是空谈；定剑崇尚但是并不迷信民主法治，没有人权，两者就失去了方向。     

论法治文化在弘扬法治精神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弘扬法治精神，这昭示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其成就；同时，也表明了法制宣传教育已经步入了法治文化的层面上来，弘扬法治精神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普法工作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韩非法治思想解析

一、从韩非法治思想体系——“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看其法治观的权治特点 研究韩非的法治思想，必须解决对他的法治思想体系的表述和评价问题，表述和评价不同，将直接影响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态度。     

实质法治观视域下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

法治绩效考核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当前的考核在法治理念和制度定位上存在重形式而轻实质的倾向，呈现出指标失灵和数据失真的双重困境。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应秉持实质法治论，在体现形式合法性的基础上，将法治的内在价值运用到指标设计和考核机制中，改造“锦标赛”体制的弊病，实现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强化法律监督主体的考核主体地位，探索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良性互动的考评体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重视考核与监督整改的有机衔接，将考核的客观结果转化为可以推动法治建设的组织力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