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探略

东亚公共卫生合作机制是在东亚地区流行疫病不断暴发、危机四伏、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的情况下产生的。并在积极探索新的多边对话与磋商机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东北亚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拓展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积极加强与西方大国、国际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东北亚合作的时空维度。但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各国对公共卫生安全存在明显差异,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公共卫生合作的健康成长。因此,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东亚各国必须抓住机遇,合理调动各种资源,适时制定东亚公共卫生合作的战略与对策。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探析

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渐形成。目前,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主体实现多元化,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治理机制框架基本完善,治理成就显著。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仍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各国对中国存有戒心,政治经济差异和安全治理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未来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加强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合作与完善沟通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澜湄合作五年：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年来在机制建设、各优先领域务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澜湄国家关系愈发紧密。该机制基于成员国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愿望,以发展为先、民生为本,受到政府高层大力支持,并践行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广泛吸纳各方发展资源。目前,该机制进入全面发展期,但也面临域内各国利益诉求多元及积极性差异、湄公河国家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次区域机制间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挑战。未来,澜湄合作应加强规范建设,保持开放包容,丰富合作内涵,加强支撑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地方的内生动力,开启澜湄合作新的"金色5年",不断推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世界海盗活动状况与国际反海盗机制建设

海盗活动的兴衰,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南亚海域和北非海域一向是海盗活动的热点地区,2007年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异常猖獗,成为影响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虽然已经建立起一系列国际反海盗机制,但未能有效遏制海盗活动的蔓延.为了有效打击海盗活动,世界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治标与治本并重.     

菲律宾: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2020年,回应COVID-19疫情对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的挑战成为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工作重点.疫情背景下,反贪及棉兰老和平进程等多项长期工作也得到稳步推进.尽管采取及时应对措施,菲律宾仍成为东南亚COVID-19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反贪工作持续推进,清查了菲律宾多个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2020年新反恐怖主义法》的实施强化了菲律宾政府管控内部安全问题的能力.经济受到疫情冲击,多项宏观指标恶化,旅游和海外劳务等支柱产业受损严重;政府在疫情的不利影响下仍然坚持推进"大建特建"项目建设;反垄断斗争取得初步成效.外交方面,国际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仍就人权和新闻自由对杜特尔特进行抨击;美菲两国关系在年初一度恶化,但疫情暴发后合作紧密.中菲两国紧密合作,在抗疫、南海问题管控及国际事务合作方面成效卓著.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CSSCI

东南亚地区具有独特的经济、政治、自然条件,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地区性公共卫生风险,这一现实推动了以东盟为基础建立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抗击跨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东盟逐步发展出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合作机制,并形成了通过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践路径。在危机面前反应迅速、由具体成员国牵头开展信息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以及借助区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是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主要路径,体现了东盟的团结与对公共卫生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东盟各国对主权的关切、跨部门协调不足以及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制约了东盟区域性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及时启动了地区与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机制,但在细化具体防控政策和组织集体行动上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     

中美竞争下的供应链安全研究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供应链安全已成为全球广泛讨论的重大课题。供应链之所以被视作安全问题,学界主流的解释是安全化理论。根据该理论,安全化是一个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的过程。本文从安全化理论出发,对供应链安全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提出一国在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时所面临的三类安全问题,即绝对安全、相对安全和系统安全。通过对中美博弈论模型推导、特定行业检验和后疫情时代分析,本文发现,国际机制在保障供应链安全实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供应链领域存在严重缺位,是导致中美陷入供应链安全竞赛的主要原因,而推动成立世界技术组织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     

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同时,传染病全球化也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应对传染病全球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放眼世界，增强共识，逐步实现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化

近年来，在有关各方的支持和努力下，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取得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进展，区域内各国的政治关系大为改善，各国的国际合作战略重点开始移向东北亚地区，各国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种合作还只是低层次的，尚未实现制度化，即区域内各国签订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协定，建立多边的经济合作组织，按照共同的目标协调各国的行动，使该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有秩序地、稳定地向前发展，使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比较利益和规模利益。为此，建议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以投资合作和次区域合作为先导，同时建议设立以参加合作的地方政府组成的组织为主导的两级官方合作组织，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由无制度化走向制度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的实现,海关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构建是其保障,其框架思路是在"互通互联,共建丝绸之路"海关合作倡议背景下,围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3M理念,在海关通关方面的多层次、全方位合作。3M理念在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多双边及区域海关合作中得到广泛应用,虽然多双边及区域海关行政互助机制已经建立,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各国国情、法律体制不同,在海关、行政、刑事等领域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使得各国或地区在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过程中面临挑战。我国海关应充分对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以国内自贸试验区为试点,围绕3M理念加强与沿线重要贸易国家和地区海关国际交流与合作,优化海关运行机制,促进供应链高效与安全。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