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迎法下乡”——基于鄂西D村村干部矛盾纠纷调解实践的考察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乡村法律实践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但其实践的乡村法律环境及其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基层治理造成影响。一方面,税费改革与打工经济的兴起,导致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乡村社会交往的货币化、村民关系的"原子化"及村干部治权弱化,依托村庄规范形成的传统集体约束力下降,难以仅靠乡村干部的"本土权威"实现纠纷调解,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法治土壤;另一方面,矛盾纠纷本身性质的变化,村民行动逻辑由"伦理导向"转为"利益导向",更加追逐"权责利"的量化对等,与村干部的传统治理能力形成错位。这两方面因素致使乡村矛盾纠纷调解越发难以"内部化解",但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行政体制压力下,村干部具有援引法律规则以解决纠纷问题的内在治理需求,因而,法律实践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     

农村法治路径设计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当前面对我国乡村内生权威严重式微,法律渐成信仰,权利义务意识被激活,法律转为需求,新型农民纠纷不断涌现,法律成为要求的局面,要从需求视角下反思农村法治路径,认识到"实质"法治比"形式"法治更重要,认识到"治理"模式仍然有其在乡村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认识到农村与国家的关系是基于存在自身需求的"迎法下乡"。     

论传统文化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

农村偏远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区域",农民主要依靠熟人伦理调控社会关系,法律意识以"淡薄"为基本特征。作为典型的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     

当代农民法律意识现状语境分析

认为当代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特征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和不合理的,这种研究没有触及问题实质。农民法律意识淡漠表象的背后是农民通过法律的利益诉求不足,以及农民可用社会规范的多元性。农民对法律的淡漠态度,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网络时代警民关系新图式及对警务工作的新要求

网络技术发展必然造成警民关系的新变化:网络信息传布消解了警民信息地位不对等性,出现了警民结构性互动,网络的联结性使得"个体"面对"公共"不再虚弱,民众权利与警察权力旧有平衡被打破,网络民意的道德性倾向和警察执法的法律性要求存在着冲突,警民之间的无限接近与无限疏远的背反同时并存等等。这些变化,决定了网络时代警民关系的新图式,也要求我们必须在这种新的图式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送法下乡与现代国家建构

《送法下乡》的理论视角是"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角至今仍可被用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法治发展。"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中国"发生变迁,村庄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迎法下乡"需求凸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令人瞩目的成就,使"迎法下乡"在物质层面成为可能。"建设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等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维度的重要工作持续推进,则为民众知法用法提供了巨大便利。此外,关涉基层的法治规划、立法与法律实施,也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成就斐然。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我国优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上。     

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与问题

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环境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知识量少、法律信息获取途径单一,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模糊的状态.因此,结合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区域特征和农民群体的现实需求,探索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和对策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图式理论在法律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图式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图式理论是指人们通过激活大脑中相关的图式来理解新的知识的理论.在外语阅读教学中,图式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法律英语作为专业英语的分支学科之一,多以阅读教学为主.因此,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图式理论中所涉及的各种图式关系,扩充法律文化背景知识,促进新信息与已知信息的融合对提高法律英语课程的效率会有积极的作用.     

法律的可诉性研究

法律的可诉性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权利、维护法律公设判断机关的公信力和法律自身的权威性,进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加快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却有大量的法律不具有可诉性,这不仅使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使法律失去了"生命力"。通过对法律可诉性的缺陷分析可知,立法技术的缺陷、公民法律意识不强、中国法治历史的短暂性是导致法律不具有可诉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通过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追究破坏法律可诉性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重视典型案例的作用来提高我国法律的可诉性。     

文学作品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也谈“法律与文学”

"文学"与"法律"是一对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与文学"也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从文学的角度浅析"文学"与"法律"之关系,并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探讨其对人们法律意识培养的影响与可借鉴性意义,无疑是选择这个视角的必由路径。     

由普及法律知识到普及法律意识

普法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基础性工程。法治浙江目标下的"五五"普法必须以培养和生成公众的法律意识为目标。为此,必须优化和强化公众法律意识生成的利益诱致机制;实现两大普法理念的创新:由重普及法律知识向重普及法律意识转变,由重普及权利意识向重普及义务意识转变;实施三种主体参与式的普法形式:立法参与、诉讼参与和媒体参与。     

积极培育现代村规民约

在由"传统"向"现代"村规民约的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缺失,这必然会影响现代村规民约实效性的发挥。因此,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双向互动,积极构建农民的内在认同与政府的外在引导机制,形成"内生"与"外导"的有效结合,让现代村规民约成为乡村社会自治的有效手段。     

什么样的代表受欢迎

笔者曾下乡走访了近千名群众,发现他们最欢迎的人大代表有三种:一是"赤脚代表"。农村人大工作头绪多、难度大,再加上选民常有要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所以人大代表不能在选区仅挂个名,而要有"扑下身子,跑破鞋子"的无私奉献精神,为选民奔走呼吁、解决问题。二是"科技代表",能帮农民脱贫致富。当前,农民盼望得到可靠的经济信息、实用的技术指导和及时准确的农副产品市场行情,也迫切希望人大代表能介绍引进一些适应当地情况的致富新技术。三是"参谋代表",政策法律水平高。现在,新政策、新法律法规出台较多,广大选民迫切要求选出的人大代表懂政策、懂法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矛盾与困难。     

"新讼师"的出现及其角色退出

"新讼师"出现与存续的现实原因,在于法律服务业实行市场准入造成的供给缺口与基层庞大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市场空白",无法通过市场自身予以调节。如果相关政策机制无法弥合,"新讼师"的身影还将继续出现在基层纠纷与诉讼中,并可能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愈发活跃。因此,需要创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解决"新讼师"现象隐匿的社会问题,引导"新讼师"角色有序退出。     

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民集中居住现象在各地频生,考察村民委员会功能嬗变的实践逻辑及"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的作用机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研究显示,既不同于"解体论",也不同于"延续论",作为国家—农民关系的"桥梁",村委会以流动治理的形式保持国家—农民关系的延续,但"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发生了分离,村委会并非简单延续村治模式下的基本职能,而是以"嵌入"式治理实现功能嬗变,包括主体嵌入与规则嵌入,使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同时,"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亦会面临一系列规则冲突和制度困境。因此,如何透过"地方性知识"视角,合理利用村庄本土治理资源和内生治理规则,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是学术研究的真命题。     

法律与伦理的疏离

法律与伦理的关系是法伦理或法伦理学领域中的基础性课题,本文结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尝试论述法律与伦理的恰当性"距离",探析法伦理研究的另一视野.     

“干部下乡”与美丽乡村建设——郁南县“千干建千村”实践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郁南县通过推行"干部下乡",在政府主导、干部引导下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实效。郁南县的"干部下乡"探索既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也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     

道德三重样态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

基于主客体关系的建构,道德有三种样态为学者所公认,分别为人的个体道德、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和公众的社会公德。在道德实践的真实场景中,道德的三重样态是不断变化、生成的动态系统,具有其内在张力,在交互作用中呈现出个体道德的"个体之利"与社会公德的"社群之善",行政主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公众的"外在评价",个体道德的"自由意志"与政治道德的"强制规范"的矛盾关系。构建道德三重样态交互重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道德动态图景是调适道德三重样态内在张力的有效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简论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是政府机关在公开其拥有的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论法律权威的形成根据

法律权威是基于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获得社会主体信服并一体遵行的至上性体现,法律的实质良善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伦理基础,法律的工具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效力根据,法律的社会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事实根据。根据法律权威的运行状态和形成机理,说明法律权威形成的内在根据是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法律的规律性;法律权威的外在根据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