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能源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解析

东盟是当前中国能源进出口的重要来源地,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目的地,实现中国-东盟能源安全合作有利于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投资是实现能源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需要加强对东盟能源的投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投资壁垒、投资风险、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保护的法律缺陷等问题,对此应当借鉴其他能源投资法律规则、完善中国-东盟能源投资海外保险制度等。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的法律保护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及其效力和履行问题在国际法立法、学说和判例上,一直都存在着许多复杂的争议。这些争议随着国际法的历史演进和结构变迁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呈现新的面貌。从最初的武力兴兵索债,到国家间通过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再到通过国际条约尤其是双边投资条约赋予外国私人直接国际出诉权,乃至晚近通过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直接保护国家契约上的国家承诺义务,体现了国家契约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及其法律调整的历史演进,引出了国际法立法、判例和学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和争议。为此,需要对国家契约的国际法调整作出适当平衡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     

法务论坛

正国际贸易投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2014年9月23日,中国法学会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贸易投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以非洲为视角"在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研讨会以更好地为国家"走出去"战略服务,改善我国境外企业与公民法治环境,促进在我国投资贸易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法律的交流与合作为宗旨。     

中国企业海外购置不动产的法律风险防范———尼日利亚土地交易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长,在非洲购买不动产发展实业的案例也越来越多。由于殖民地历史和当地习惯法的双重影响,非洲国家规制不动产交易的法律呈现出多种样态并存的现象。巨额的交易价格和资产的不可移动性致使在非洲投资不动产存在各种风险。如何从法律层面控制和防范风险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动产的重要课题。,以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购买土地为实例④,探讨尼日利亚的土地市场、契据交付、产权登记、土地法律渊源、产权移转流程、合同规则等理论及操作实践,旨在为在尼日利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法律指引,降低在当地投资的法律风险。     

国家契约中的外资保护条款分析——兼论我国外资保护

随着中国海外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在我国成长为对外投资大国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自然资源、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采用国家契约这种方式的进行投资时,往往也会面临东道国的间接征收、单方修改契约内容等不利局面。本文试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立场出发,从国家契约自身内容的角度,通过分析比较常见的外资保护条款,以期给我国海外投资者在签订国家契约时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指导。     

知识产权投资孵化法律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投资比其他创业投资面临更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的保护难度大和知识投资风险较高这两个问题。因此知识产权投资就更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良好管理。我国目前应当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组织的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知识产权投资孵化的需要。     

能源企业风险全景扫描与管控

正相对于其他能源企业,煤炭产业市场化程度高,集中度低,面临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投资风险大,对法律风险控制需求高。对照国家能源"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能源企业未来将普遍面临"合规、安全、环保、经营"四项主要风险我国能源需求增长面临环境、消费、运输等多方面的约束。近期,国务院加快化解钢铁、水泥等耗煤行业的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削减燃煤量,直接制约煤     

中国对蒙古国海外能源投资风险控制研究

蒙古国是一个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对蒙古能源投资对缓解能源危机,推进我国能源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我国海外能源投资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具体分析对蒙古能源投资方面现今仍存在诸如国际政治角逐,国内分层限制;法律变动频繁,门槛限制提高;基础设施滞后,实操运转不畅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为推进对蒙古能源投资,我们可从能源外交、投资策略、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入手,为能源投资寻求支持渠道,加快对蒙能源投资进程。     

地缘政治视阈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保护——基于“冰岛拒绝中坤集团投资案”的法律思考

包含地理、资源等要素的地缘政治的调整对象已从政治领域扩及国际经济领域,与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呈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推动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全球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投资者海外投资受阻的一种新型风险。中国投资者在冰岛投资受阻即为典型例证。我国政府应当通过扩大在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话语权、转变国际投资立法理念从而在法律框架上确保投资者在投资准入阶段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并利用国内行政救济机制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来规避此类地缘政治风险,为我国投资者提供更加安全的海外投资环境。     

非洲国家税法对外资的影响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大都渴望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以发展本国经济.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法作为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引外来投资的过程中作用十分关键,所以非洲国家都非常重视税法的作用.他们积极地进行税收立法,明确税法以吸引投资为主要目的;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采取税收措施以引导投资方向;消除关税壁垒以减少吸引外资的障碍.在中国企业逐渐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的时候,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数额大幅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经营亏损、管理不善、缺乏投资担保机制与损失救济措施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识中国海外投资风险,从法律制度层面构建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与安全管理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分析海外投资风险类型及原因的基础上,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就我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的机制构建,阐述具体的路径方法、法律措施与政策建议。     

部分拉美国家反ICSID管辖权的研究

基于法律、经济与政治层面的考虑,部分拉美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举措来限制甚或反对ICSID的管辖权。但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具体举措对ICSID在解决国际直接投资争端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影响有限。尽管ICSID投资保护作用的发挥程度仍将取决于ICSID仲裁庭能否从投资争端案件中找到管辖的依据,但是在目前,ICSID仍维持其全球(当然也包括拉美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保护的国际性中心地位。     

论投资协议中的稳定条款——兼谈中国投资者的应对策略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订立稳定条款是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条款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关法律制度的＂稳定＂。但学界对该条款的效力还有争议,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有条件肯定说三种观点,仲裁实践也对这类条款作出了不同解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稳定条款有效,但其效力主要是体现在为投资者进行违约索赔提供依据。中国投资者欲有效利用稳定条款防范政治风险,应注意以下问题：明确规定欲禁止事项、明确＂同意＂的形式和条款的持久效力、明确稳定条款的适用对象以及选择国际法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     

法律规避下的契约私人治理研究——以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为切入点

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这些现象频繁引发的安全事故和社会纠纷,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考虑法律对策的时候,不仅需要从外部视角研究如何强化法律实施机制,如进一步细化立法、增强法律监督、提高当事人责任标准等;而且也需要从内部视角研究违法分包契约当事人如何在规避法律情形下完成契约私人治理,因为正是这些契约私人治理机制促使违法分包当事人得以逃避法律监督进而实现不法目的。简言之,对于违法现象的治理,我们首先应当主动深入敌后,了解违法者的内部堡垒,之后才能对现有法律机制的缺陷进行反思,最终有针对性的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对国家契约非稳定性的探讨

国家契约是调整各国能源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的重要法律工具。但由于国家契约中国家作为主体一方出现,公权力的影响涉及国家契约很多方面,使国家之间和私人主体之间利益平衡难以实现,尤其是近年来间接征收的出现更加剧了国家契约非稳定性,从契约中寻求非稳定性的救济途径难以达到预想效果。在当今各国依然以能源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背景下,以平等自由理念构建国内法制度对国家契约的稳定发展应有一定意义。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的地位与模式

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业务中所面临的非市场风险是建立国内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经济依据。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低位阶和过于原则是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理由。国内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多边投资担保机制可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二者不是替代关系。中国可考虑建立日本式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西部投资法律制度之缺陷与完善略论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问题 ,国家投资不足、民间投资总量少且效益低是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西部投资法律制度由国家与西部各地有关西部国内投资的法律制度和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组成 ,它们均存在不利于西部发展的重要缺陷。作者提出了完善西部国内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家公共投资三方面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措施。     

我国海外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完善思考

海外投资对当今各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海外投资,使得各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联系日益紧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护法律体系,这在客观上对我国不断扩大的海外投资活动形成了阻碍,影响了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国海外投资,更好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完善海外投资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企业赴美并购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中国企业在赴美并购过程中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中国国有企业赴美并购时应高度重视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清晰地突出国有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而美国外资委员会引入听证会程序,应充分听取中国投资者的意见,放弃投资保护主义。中国企业要熟悉美国的公司并购规则与治理规则,明确目标公司选择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收购要约而并非现金出价最多的要约,是美国公司并购的常态。中美双方加快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进程,就企业的国有化条款而言,应采取充分的市场化补偿标准。我国政府鼓励企业赴美并购,可将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要加快建立健全海外投资纠纷的仲裁机制,提高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