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模糊视阈下试点政策执行机制研究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案例分析

试点是中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研究试点的运行机制,而忽视了试点的政策属性。试点是一种特殊的政策类型,其执行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执行过程。从府际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模糊属性出发,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探究试点政策的执行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动态过程,依靠四种执行机制得以落实:一是在执行中规划,即以规划推动执行的方案规划机制;二是双轨并行的执行制度保障机制;三是多重嵌套的试点示范落实机制;四是模糊与清晰交叉共存的策略选择机制。四种机制相互衔接、相互依存,推动了试点政策的落实。     

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辨识

政策终结是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剖析,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突破口进而改善政策绩效。通过对文献及其现实的研究发现,以下四种力量制约着政策终结的顺利推进:行政理念的传统保守取向衍生强烈的忠诚可能会顽固地抵制变革,排斥与现有政策相左的事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促成了行政官僚转变为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干预表明任何一个自变量的不确定或模糊性都会影响政策质量的判断;政府系统中的职能、组织、政策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互为手段使得政策终结的方式、资源、推动力选择更具复杂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研究 ——基于省级政府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文章基于罗斯维尔和泽格维尔德的政策工具理论,以20份省级政府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编码与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存在以下问题:各目标省级政府在使用上兼顾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但存在重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轻需求型政策工具;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合理;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使用行政力量凸显等。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的均衡性,重视应用软性环境措施,以期提升数字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策矛盾现象初探

政策系统、政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已经涉及政策冲突、政策协调等政策矛盾相关问题，但没有对政策矛盾的范畴加以系统研究。本文以政策矛盾现象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理念研究的必要性，界定其基本内涵，并对政策矛盾体系进行归纳与分类；然后将政策矛盾置于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中考察分析，提出政策矛盾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根源，进而提出处理政策矛盾的方法论原则。全文以政策矛盾为研究公共政策的切入点，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政策执行研究中的理论模型探讨

在西方持续20多年的政策执行研究中,大量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执行方案和模型,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上而下"模型和"自下而上"模型,以及后来的整合式模型。围绕三种模型所展开的争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涵,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向着更加科学和民主的方向前进。     

试论政策目标研制的逻辑程序

研制政策目标是政策分析实务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环节,这一业务环节由政策目标的初步提出、目标量化和目标确定等三个子环节组成。研制政策目标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委托人不断沟通的过程。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避免荒诞或无效政策目标的出台,政策分析的核心使命才可能得以实现。     

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野：政策形态的建构与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内容。西方国家很早就对政策执行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对政策本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研究的并不多。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政策常常处于动态。为此，通过建构政策形态分析模型来描述政策自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并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青蓝交织：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学理辨析

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同源不同宗、同根不同枝，是青蓝交织、交相辉映，共同体现“政策良心”的两门学科。不同的学科既有差异，也有共性，差异代表着多元的方法，共性代表着统一的认识。多样的方法与统一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最好的依据。第一，原则一致的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重视“社会参与原则”，人民群众以及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专家智库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力量；政策科学特别强调“政策吸纳社会”。第二，表里相依的政策执行。政策社会学对应的是社会管制、社会交换与社会激励;政策科学的执行资源是权力、利益与精神。第三，不同体系的政策评估。政策社会学依靠的是社会描述、社会分析与社会模型;政策科学的事实评估主要关注目标达成、成本效益与因果关系。两门学科分别体现了各自把准政策脉络、落实政策措施、实现政策价值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自身的学科贡献与政策良心。     

省级政府大数据发展应用政策的规制导向与执行优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省级政府大数据发展应用政策是大数据政策体系中极具实践指向和促进功能的专项政策,发挥着"上承中央-下启基层"的衔接互动作用,对其进行规制导向分析可充分呈现其内部执行要素的分布情况,亦可为其实施评估及纠偏矫正提供更加细致可靠的理论依据.通过构建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本文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协调能...     

量化分析:政策文本研究的新方法

为了避免政策文本定性研究的主观性、不确定性,量化分析成为了政策文本研究的新方法。系统梳理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研究的数据源、涵盖内容、研究方法、采用的主要工具等,对量化分析在政策文本研究中的正确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中,需构建结构化的政策文本数据库和语料库,创新政策文本内容挖掘、识别、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推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投资政策分析

从政策层次、政策历程等角度对现有电子政务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分析政策执行时效和政策作用发现,负责电子政务重大项目审批的国家发改委已成为政策主要制定主体之一,其政策确定了中央财政性资金投入建设的电子政务项目方向、重点任务、建设规模以及审批程序。为深入分析政策意图,采用政策条款文本的映射分析方法,分析了政策文件所体现的价值分离思维、历史新阶段思维、投资抓手思维、量化管理思维等基本观点。本文建立了电子政务需求分析理论的三维模型,并分析了需求分析能力指标的度量在实践中的不足。最后提出了改进电子政务政策制定过程及提高政策质量的相关建议。     

关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思考

本文归纳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并由一般到重点分析了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影响因素,进而从政策制定、政策领会、政策执行原则、政策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条件、政策执行者素质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等方面,探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对策思路.     

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的解决之道: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的统一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政策执行者将政策理想转化成政策现实的过程。然而公共政策制定的宏观逻辑与执行的微观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会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运用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该模型中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这四类因素,并对该模型中其他要素进行整合和拓展,可以理性认识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失范以及执行环节遭遇的障碍,进而有针对性地探寻走出执行困境的对策和出路。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政策问题何以界定:西方的研究与审视

政策问题界定规定着后续政策过程的走向,充斥着各种竞争、偏见和冲突,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西方的研究表明:政策问题界定是寻找可以被解决的问题、表达不满、明晰产生问题的原因、处理政治竞争的一个场域,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公共性与排他性、稳定性与动态性,深受问题属性、政治环境与制度、价值观、政策倡导者、利益团体、大众媒体的影响,问题创建、问题命名、问题归责、要求采取行动、进入政策议程是问题界定过程的主要阶段,阈值模型、焦点事件和信息处理所形成的过程机制是解释政策问题何以界定的重要途径。     

对目标群体政策客体地位批判与主体地位的构建

传统的政策客体观下,目标群体是作为政策客体存在的,这种认识不仅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和外在规定,造成了政策制定、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对立地位,而且混淆了目标群体的主体形态和依附属性,导致了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关系的混乱.因此,需要对其客体地位进行反思和批判,树立其政策主体地位,同时在新政策客体观下,重新思考政策客体的构成.     

浅析江泽民的政策执行思想

政策制定后,关键在执行。政策执行是运用政策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直接环节,也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途径。为保证正确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广泛宣传、群众参与,要不折不扣、坚定执行,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执行,要遵循程序、科学执行,力争将政策目标落到实处。     

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外政策分析的新领域述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途径越来越突出.在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当代政策分析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基于理性选择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理论,并应用在不同领域的政策分析中.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弥补了政治分析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和理性假设,以及经济分析无法解释的现实政策与理论的冲突与偏差,加深了对政策问题的理解.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