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运动式治理视阈中地方政府调配非隶属关系主体资源的逻辑分析——以兰州大学“双联”工作为例

随着运动式治理的常态化,地方政府调动社会资源的常用途径是借助于非隶属关系主体实现的。借助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调配非隶属主体资源的逻辑展开探索性研究。甘肃省政府在"双联"行动中调配兰州大学资源的案例说明,对非隶属主体资源的调动是非强制性的。其原因被归纳为价值认同、组织行为、个体行为三个层面。制度环境里资源转化、资源筹集、资源扩散和资源评估四个机制是政府调配非隶属主体资源的具体操作手段。在我国权威性体制之下,运动式治理范畴向非隶属主体的延伸,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吸纳和政治权力对其他权力的统治。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风险社会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且公共安全事件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与"风险社会理论"存在很高的契合度。为了促进城市管理者对于公共安全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管控,需要从风险视角去全面审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城市公共安全的系统治理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下,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上海踩踏事故这一案例,探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提出基于政府-社会协同参与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策略。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创新要求下，基层治理受趋同、规范、竞争与模仿等同构压力影响，少数治理主体为寻求政治认同、规避责任风险与获取竞争优势等，采取名实分离、以“迹”为“绩”、以“创”代“行”和悬浮服务等策略，引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同构压力下基层治理以党建目标替代治理目标、以话语创新替代制度创新的目标替代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耦合困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式化”的根源。要化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与中心工作，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目标重构、推进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功能再造、推动党建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耦合联动的共同体。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情境/结构弱势与社会认同在网络集群行为中的作用机制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预测人们集群行为意向的重要指标,而易提取性、规范契合度和对比契合度是影响社会认同形成的主要特质。根据网络集群行为诱因事件的不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情境弱势和结构弱势。两类诱因事件和三种特质组合产生三种社会认同:动态社会认同、特别社会认同和常态社会认同。通过情境模拟方式研究网络集群行为意向发现,在集群行为中即使群体成员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和诉求,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也不尽相同,可能分别是改变现状、坚持重要价值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自尊和成就感等。厘清网络集群行为诱因事件的不同性质、理解参与者的社会认同特征及其潜在的心理动机,有助于有效处理网络集群行为。     

论民族社会和谐的政治逻辑

当下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顺利越过"转型陷阱"实现民族社会的和谐,必须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本文运用治理理论来探讨民族社会和谐的内在政治逻辑结构和发展路径,具体政治路径是:(1)优化民族社会政治生态环境;(2)提升民族地区政府能力;(3)培育民族地区公民社会;(4)构建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5)防范和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通过对治理转型时期民族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路径思考,妥善协调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活秩序,确保民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基于欧洲的讨论

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是其内部所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区隔的反映。基于欧洲社会的视角,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边界、认同边界、权利边界等折射出当代欧洲各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身份边界是民族国家内在边界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公民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族群身份、社群身份等层面的区隔;认同边界潜在地影响着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不同层面;权利边界具有比较突显的表征,通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发展权利、生态权利等维度展现出来。认识和理解民族国家的内在边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为理解当代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策略及其制度建设提供了多重视角。     

参与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多元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慈善事业是对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作为第三次分配，它更应是一种社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民间慈善组织作为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的观点，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与政府、企业这两种组织相比较，慈善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90后青年的抗疫行动参与动力和社会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大批90后青年主动积极参与抗疫行动,这一青年群体的抗疫行动不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出发的明哲保身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投入"的公共参与行动。其参与动力既包括现代流动社会风险的剧烈性与弥散性、纵向治理结构的有限性与延缓性、平民英雄的感召性与辐射性等所带来的场域外发性动力,也有主体内生性的承担使命、实现价值、寻求认同的惯习作用。90后青年群体成为参与抗疫行动的中坚力量,其背后的意义所展现的是90后青年群体的崛起、"社会"的彰显与发育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塑。     

道德认同视角下的亲社会行为培养研究

道德认同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它是道德认知的情感向导和知行合一的意志桥梁,增进道德认同是培养社会成员亲社会行为的根本途径。当前,社会规则意识薄弱、社会归属意识迷茫、社会责任分散、社会支持体验缺少、社会回报机制缺失、社会实践教育不足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为加强亲社会行为的培养,需要针对这些现实制约因素构建有效的培养机制。     

将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嵌入行政决策

识别风险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可以共存。各级政府需创新社会治理,积极作为,从决策初期就嵌入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规避系列措施,政府生态治理的理想蓝图才能循序开展。环境风险可分为突发环境风险与累积环境风险,前者指突发事故排放或物质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时大量排放影响环境质量的行为,后者指人类开发活动中潜在的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具有长远影响的危害行为。     

隐蔽的压制——国际政治中的排除型议程设置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国际政治中的排除型议程设置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故意将某些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议程设置行为。国际政治中的排除型议程设置是一种有意的操纵行为,其实施的直接动因是掩盖实际利益冲突,化解潜在风险挑战,实施成功与否与行为体拥有的实力和权力大小密切相关。国际政治行为体一般采取议题扩散抑制、属性议程迁移、议题认同消解、议程载体干扰等策略来实施排除型议程设置。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培育

道德认同是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在当前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备受重视.文章认为,当前亲社会行为研究强调个体道德心理机制对道德认同的培育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伦理机制的存在价值.其实,由道德教育、道德回报、社会诚信等组成的社会伦理机制,在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培育

道德认同是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在当前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备受重视。文章认为,当前亲社会行为研究强调个体道德心理机制对道德认同的培育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伦理机制的存在价值。其实,由道德教育、道德回报、社会诚信等组成的社会伦理机制,在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塑社会认同与探索社会自我调适系统

围绕“转型期社会认同的重塑”这个主题,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性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初步探讨,希望提出一个观察和治理基础社会认同失序的新的路径,并试图从广度和深度上引发大家对“探索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思考。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