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人身危险性与传统刑事司法的理论契合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契合了刑罚目的的理论预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息息相关,与当代民权主义的刑法观相一致,在实践操作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司法认同。人身危险性具有多元价值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受缚于传统"行为刑法"的既有理念,植入人身危险性的合理内涵必将引导当前刑法理论与实践运用的重大转向。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次审判这起知识产权刑案时，法院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呢？丁寿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据、宽严有度，注重发挥刑罚惩罚震慑犯罪和教育感化罪犯的双重作用，     

刑罚个别化的中国命运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个别预防理论为基础 ,以人身危险性为核心 ,主张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该理论的缺陷主要有 :在人身危险性的测定困难 ,具有潜在的非公正性。我国立法虽未肯定刑罚个别化这一原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所体现 ,表现在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量刑公正问题研究

确立合理的量刑根据是研究量刑过程的起点。量刑应当以报应的需要为基础,兼顾个别预防需要,即量刑应当以犯罪的严重性为基础,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报应的需要是量刑的主要根据,个别预防的需要是量刑的次要根据,量刑根据的层次性为分阶段量刑提供了理论基础。量刑根据的确立量刑是法官根据一定的事由和标准对犯罪人决定刑罚的活动。这种事由或标准即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量刑根据或者量刑基准、量刑基础。量刑根     

论"宽严相济"政策对监狱行刑的作用

"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是国家对刑事政策所作的重大调整.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践证明,监狱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行刑工作的开展具有维护、安抚、警示、分化、激励、惩戒、完善和提高等八个方面的作用.     

地震灾害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新解读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对时间和区域上的区分，合理配置稀缺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运用刑事司法维护灾区稳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刑罚的适用应选择恰当的刑种、量刑强度和科学的处遇以实现正义价值，达到犯罪预防，并始终坚持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研究的新视点——着眼于犯罪人的主观维度思考

宽严相济政策的着眼点是从宽。全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发展趋势，是逐渐呈现轻刑化的特征。“盛世轻刑罚”从客观上要求刑事政策侧重于从宽。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立足于从宽处罚的主观维度分析，在审慎关注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客观因素的同时．要特别高度重视导致犯罪人犯罪的主观因素，对于犯罪动机与目的、实施犯罪行为及产生结果所表露的思想和意图、犯罪后的态度及为补救损害所做的努力等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情节认定，都会影响到从宽政策的贯彻与实行。     

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由于其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未能在刑事立法中得到很好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致使其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价值。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处理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坚持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并且通过完善刑事法治，即改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侧重司法的偏颇现状、合理调整刑罚结构、创新和完善刑事司法制度，来达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终目标。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