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衔接机制研究——基于“礼让行人”社会治理实践的分析

政府治理的纵向整合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横向协同机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构性断裂问题,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难以良性互动的主要诱因。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在民主决策、协商沟通、有序参与、协同治理和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的机制衔接困境,通过"礼让行人"实践中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个案呈现,可揭示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与政府回应、对话沟通与共识凝聚、自发参与和有序动员、单方治理与多元协同、道德自律与法规强制等社会治理衔接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法治与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互动的结果。两者并立共存,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二维特征。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统合法治与自治方式,共同推进政府改革与社会建设,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     

正当性“互益”:合作治理中的政社关系探析

<正>当性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存在和行为运作所依赖的重要资源,而组织的正当性建构也是两类主体需要共同回应的命题。通过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当性"互益"关系,这成为组织正当性建构的重要路径。这种正当性"互益"关系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并增进了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从而实现了对政府正当性的增益;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实现了政府向社会组织政治、行政、法律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正当性的赋权,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正当性的增益。同时,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正当性"互益"关系呈现为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格局,因此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合作是深化两者正当性"互益"关系的重要进路。     

从科层到网络：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体制,实行纵向行政性分包和横向结构性分权的组织模式,导致了权力分配、资源占用和政策执行的碎片化。网络治理机制比科层机制更灵活,比市场机制更稳定,比自治化机制更适用,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从科层机制向网络机制演进,是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央地方多层级治理和政府企业社会伙伴治理的有机结合。     

从“自治”到“治理”——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转向及逻辑演变

社区一般是指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即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活动及其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从制度视角、组织视角、权利视角、参与视角、秩序视角等对社区问题和治理状况进行了学理分析,研究趋向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从"自治制度"到"治理制度",从"自治组织"到"多元组织",从"房产私权"到"社区公权",从"精英参与"到"大众参与",从"行政主导"到"党建引领"等。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政府介入、组织创新与居民集体行动是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在变量。在这三重变量交互影响下,社区治理经历了动员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和内生式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动员式治理阶段,单位制影响式微,居委会普遍成立,政府采取科层式介入的方式与之建立起一种异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居民自治意识淡薄,被动参与明显。嵌入式治理阶段,随着"三社"联动在全国的推开,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跟随项目嵌入社区;居民参与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自主行动起来。内生式治理阶段,政府创新介入方式,注重挖掘社区内部基因,其鼓励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在地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未来社区治理应该走向一种治理主体互勾互连、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治理单元多种多样和治理秩序有条不紊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探析——以B市某花园社区为例

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分离,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自主治理域态。现阶段,推行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同脉逻辑。政府需要在行政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廓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职责。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自治,提高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先行任务。文章基于对城市基层社区自主治理一般模式的分析阐释,通过对B市某花园社区业主委员会自主治理实现过程的研究,探寻中国城市社区自主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唤醒城市基层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城市政府—社会治理的"善治"。     

和谐社会多元治理模式探析

多元社会治理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后产生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要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培育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实现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正《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要遵循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改革方向,着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创新自治共治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深化民主自治建设,扩展社会参与渠道等方式,不断完善"行政、共治、自治"三元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形成了"和谐、互补、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合作关系,加快推动单一行政型的社会管理向多元参与型的社会治理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绩效机制与社会治理权责下移——以广西某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基层公共组织特别是乡镇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价值不断凸显,这对我国当前政治—行政制度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何顺应形势,通过优化制度设计.适应社会治理权责下移需要,成为当前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广西某市虽然地处偏远边疆地区,但在这方面的探索却相对走在前列,在实践中探索了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一系列机制与方法,其中以绩效机制稳定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做法,尤其值得重视.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讨

按照党的十七大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的要求，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突破口，通过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探索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我国面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地向城市集中,需要统筹城市建设和管理,推进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这种转变需要实现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和公民参与转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法治、道德、网格化、信息化等精细化管理转变,从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适应城市发展。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城市社区治理中亟待厘清的几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以来,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很多学者对诸如居委会行政化、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基层自治组织行政负担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对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社区承办事务和法定职责、行政治理与专业治理、社区治理有机性和内生性等四组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而这几组关系恰恰是界定社区地位、职责作用、治理思路等的关键所在和基础前提,对其进行厘清和阐释将对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