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入宪的思考

环境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承认,许多国家宪法规定了环境权,中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宪法会削弱其他法律对公民环境权的法律保障力度,不利于提高公民参与环保的积极性。我国环境日趋恶化的要求,环境权的基本属性的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议中国宪法明确承认环境权,并且放在宪法第二章即＂公民＂那一部分,另外,应完善国家环境权,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宪法,完善环境诉讼制度。     

论新型权利之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在理论上讨论得十分热烈，但法律实践却背离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权立法中，环境权从一种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但从环境执法的案例可以看到，环境权仅是一种法律宣示的权利。与环境权的立法相比，环境权无论在已规定环境权或尚未承认环境权的国家几乎都不被承认可以作为诉讼的根据。我国法律对国家、单位和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义务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但却很少涉及或没有明确说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在享受环境条件方面的权利，法律实践中也未出现依据环境权获得胜诉的案件。我国现有的环境权研究主要有两种学术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我们需要搭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以及主流法学论者之间的共同的学术舞台，建构共同的学术空间，开放式地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致力于环境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的批判和重构。环境权研究必须跨越环境法的固有领域，寻找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公民环境权相关问题探讨

环境权是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学者一般主张在宪法中写入环境权条款 ,并认为环境权具有私权性。笔者认为 ,在目前环境权的内容尚不确定的情况下 ,设定实体性的宪法性环境权或私法性环境权均不足取 ,而不必以实体权利相对应的以参与为本位的程序性环境权则应成为今后理论与司法实务的努力方向     

论环境权的确立与拓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环境法具有一定前瞻性,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重要理论基础.环境权应该具有主体私权性,为保护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应将抽象性的环境权具体化,使之纳入民事权利体系.同时,对后世主体及类人的环境权的保护已超越了私法的能力,因而环境权部分主体缺位和人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终极同一可以构成国家采用公法手段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根据.     

论环境权入宪的法理基础

严重的环境危机日益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自身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环境权这一基本法学概念。环境权作为一个法学基本概念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环境权基本内涵的界定以及宪法是否应明确规定环境权仍然存在争议。目前,环境权入宪已成为许多国家立法的一种趋势,在普适性环境权理念背后隐藏着不同法律文化类型的冲突。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权背后的人权理念,比较其与中国人权理念的异同,有利于在中国人权理念语境下寻求环境权入宪的思维基础。     

环境权保护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的体现

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环境权概念的提出是人们重视自身环境权益的体现。本文从环境权的内容入手,分析环境权的法律性质,尤其是其和传统物权之间的关系,指出环境权保护在我国传统物权制度中的缺失,希望在未来的物权立法中对环境权保护有所体现,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探析环境权入宪之路径

环境危机是威胁生态平衡、人类自身安全及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在这一严峻形势和背景下产生了环境权的法学概念,许多国家已将环境权入宪纳入了法制道路。当前,我国环境权入宪存在两大障碍:一是环境权定位模糊,二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因此,需要从环境权入宪的方式及法律保障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农民环境权与乡村环境善治

环境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农民环境权是农民维护环境权益的重要载体和依据。保障农民环境权、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关键在于农民的广泛参与,落实农民环境权是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环境权的缺失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乡村环境立法缺失、环境权内容不完善、农民环境权意识不足、环境维权渠道不畅通等。对此,要从宪法上明确环境权,从教育上宣扬农民环境权,从政策上体现农民环境权,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环境权,同时,还需要一系列的文化、组织、财政、税收、技术等配套措施的实施,推动农民环境权从理想走向实践。     

从宪法的生态化趋势谈公民环境权入宪

环境时代推进了法律的生态化进程,在环境时代的冲击下,宪法的生态化已经成为必然。宪法的生态化完善需要基于自由权和发展权而发展起来的环境权入宪,体现环境时代环境权利的保护。通过对公民环境权概念的解读与界定,提出宪法位阶上环境权的定义,分析公民环境权入宪的理由及我国宪法的立法现状,进而提出构建我国公民环境权条款的立法设想。     

鼓励农民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纠纷

有效遏制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切实维护农民环境权益之根本是依法加强对农民环境权益的司法保护和救济,完善现行代表人诉讼与公益诉讼制度,加强配套的司法救助措施,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依法保护提供司法保障。     

论环境权的性质、特征和内容

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根据人权法的基本意义及世界人权法的发展与实践,环境权应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内容的公益性;权利和义务的紧密联系性;内容的丰富性;主体的广泛性;权利的限度性。环境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一个由多项子权利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系统。从理论上说,环境权应具有如下四个方面内容: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兴的权利,其自提出以来对现存的法律制度形成强烈的冲击。而环境权本身的实现也体现在程序制定方面,这就意味着要创设有效的程序。本文试从环境权的角度,阐述我国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美国环境种族主义与我国民族环境权之比较

美国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且环境危机具有普遍性,比较中美两国民族环境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由于在美国相比民族而言,更多地使用种族概念,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美国环境种族主义和我国民族环境权来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发现由于美国与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两者的宗旨不同,环境权利实现的途径也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民族环境权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重新审视。     

论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化

对公民环境权的内涵、外延、性质进行界定，提出公民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公民环境权入宪，是未来宪法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为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奠定了宪法基础。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探析

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的背景是农民环境权受损。分析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应联系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生存际遇。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矛盾选择,这意味着在农民环境行为中,既有可能产生理性的环境行为,也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环境行为,这使得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两重特征。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受环境权受损程度和救济路径是否有效率影响,环境维权和救济行为力度呈现逐渐升级的趋势和进路。     

论公民环境自卫权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救济时,公民有权通过行使环境自卫权的途径和方式使其环境权益得以实现。我国宜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环境自卫权纳入正当防卫权的范围;环境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自卫权制度,使公民环境自卫权成为法律上认可、实践中可行的公民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途径。     

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的法理思考

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是村民维护集体环境的公权利,将其界定为"权力"是不恰当的。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应包括环境决策参与权、收益权、知情权、监督权、侵害请求权等内容。应在立法上明确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以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公民环境权保护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而公民环境权保护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正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环境立法与公民环境权保护三者是统一的。从现实的情况看，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通过具体立法来保护。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希望在相关的法律中体现环保精神，以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论环境权与宪法发展

将环境权这一人权导入以人权为价值内核的宪法,是环境权实在化和21世纪宪法面临的重要课题。环境权的诞生发展了传统宪法的人权原则,并在人权主体、人权内涵和人权形式等方面拓展了宪法人权内容,而且环境权是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是对传统人权观的超越。这势必要求重新审视宪法人权的主体、含义和构成要素;关注国际环境义务承担者的问题、司法救济保障环境权实现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又必然给宪法哲学和宪政实施的发展带来挑战。     

浅析公民体育环境权

从体育与公民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入手,以人为本,以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从社会体育学的视角出发,对公民体育环境权的基本内涵、内容进行阐述,为今后公民在体育环境权问题上遇到实际困难的,提供法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