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统一

今年是我国《海商法》实施十周年 ,值此机会 ,作者分析了海商法实施以来的具体情况并总结了国际和国外立法中的相关经验。在分析我国海事立法现状的基础上 ,从几个不同的侧面 ,论证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实行双轨制给海运司法实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论述了统一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重大意义以及解决海运立法双轨制问题的建议     

海峡两岸承运人责任基础比较研究——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 《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 《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 《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第六届海商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整理归纳了第六届海商法国际研讨会讨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按照海上货物运输、油污及海上安全、海上保险、香港海事法律制度、物流、诉讼与仲裁和船舶相关法律问题七个专题分别展开,共同致力于海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海商法中有关加大承运人的责任

各国海商法和公约,以及我国海商法,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关系的,对承运人的责任范围规定的不是很宽泛。ISM规则是一切提供船舶安全管理、安全营运和防范污染的国际标准的规范文件。ISM预示着海上货物运输的变革。中国加入WTO后船舶代理市场全面开放,我国是一个航运大国,适时改革,加大承运人责任,将迎来我国海运事业春天。     

我国海商法与国际公约中承运人责任的比较研究

我国海商法与国际公约中承运人责任的比较研究王勇亮我国海商法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生效。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专门性法律。这部法律中有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主要是参照了国际上现行三个调整海运提单公约而制定的。即《１９２４年的统一...     

台湾“海商法”最新修法之评述

台湾“海商法”历经多次修法,均未实质改变承运人责任机制.为应对国际海事公约就承运人立法之趋势,考量《鹿特丹规则》的创新制度,完善海事法律体系,更新海商法律制度,台湾“海商法”启动新一轮修正.台湾“海商法”的最新修法,将保持与民法体系的统一性和相关性,充分尊重海商法的特殊性,追求船货利益的重新衡平,以海上货物运送为中心,保障海商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规范海商法律用语的内涵,使台湾“海商法”的内容具有合理性、明确性和先进性.     

《鹿特丹规则》之我见

研究海商法，除了必须要了解其他主要国家的海商法之外，还需要深入研究为现代海商法提供框架结构的国际海商法公约．特别是《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及《鹿特丹规则》。本文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比较分析其错综复杂的条文，认为其是与先前存在的海运公约形成竞争关系的“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最终会造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分裂。如果出现四足鼎立的局面，那么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统一的路程将渐行渐远。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迁——《鹿特丹规则》对“两个推定”的构建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是国际海运公约的立法基础,《鹿特丹规则》通过后,梳理出近百年来国际海运公约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的变迁,揭示其中变化的原因,肯定《鹿特丹规则》对"两个推定"构建的法律意义和时代意义,同时在新公约的角度上审视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提出修改意见。     

当前国际海上货运法律的统一动态

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不统一现状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规定，被认为是海商法的核心。然而，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目前在国际上很不统一。国际海事委员会（ComiteMaritimeInternational：CMI）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世界上至少存在5种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制度，9种承运人单位责任限制的制度。造成这种不统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1．“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三规则并存据美国律师GeorgeChandlerIll对世界上134个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分析，目前，世界上实施1924年“海牙规则”（HagueRules：H．R．）的有问个（其…     

我国海上货运法律中的若干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内沿海货物运输,采用了有很大差别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货运,在我国海商法正式出台以前,以海牙规则为基础的提单公约和国际航运惯例仍将调整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目前正在制订的海商法,采用的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内沿海货物     

试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完善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根据国际海商法发展的趋势和我国海运业发展的需要,应从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举证责任分担和责任限制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责任制度。     

重温“托利·堪庸”案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诞生

海事立法发展至今,从关注人命和海上安全,到关注海洋环境污染,再到今天所关注的船舶气体污染,几乎每一项法律的出台,其背后有一个重大海上事故的发生作为一种推动力,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其中＂托利·堪庸＂案可以说是海上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发展的转折点,更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海上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大门。它迫使人们对当时的海上石油污染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思考,找出缺陷与不足,催生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赔偿限额问题剖析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赔偿限额问题剖析张湘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制定，需要有一部统一的、完备的、切实可行的法律与之相适应。为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项下每件或每货运单位或每公斤的赔偿限额问题，应该统一起来。尤其是在国际贸易...     

中国船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规则的探讨

针对中国航运产业小型船舶和内河航运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导致受害者很难得到充分赔偿的情况,中国立法作出了种种尝试：在国际法层面上,1999年加入了《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也于2009年对中国生效,但中国没有加入《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责任和损害赔偿公约》。在国内法层面上,包括中国海事局2008年4月出台的《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管理规定》等规范文件,都没有出现统一详细的有关船舶安全、防范污染的海上强制保险的明确规定。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航运国情的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此制度的建立,结合中国具体发展情况,提出建议与展望。     

论海上货物运输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性质与功能

<正>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国际统一立法的努力从未间断。1897年,国际海事委员会(Com- mittee Maritime International-CMI)成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海事统一法,特别是《1924年海牙规则》、《1968年维斯比规则》的制定,为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减少国际贸易体制性     

国际海事专题讲座在大连举行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于1990年8月13日至17日在大连市举办《国际海事专题讲座》。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巴里·希恩爵士、美国海商法协会会长肯尼斯·沃克教授应邀讲授海事诉讼、船舶碰撞、海上人身伤亡赔偿、海上货物运输、优先请求权、海运欺诈等专题。参加讲座学习     

我国海商法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是我国第一部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专门性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海事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从而填补了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空白。 (一) 海商法的立法形式。从目前各国海商法的立法情况来看,海商立法大致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海商法典;第二种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单行法规;第三种是既制定统一的海商法典,又制定各种单行法规。我国《海商法》属第三种形式。建国以来颁布的一系列单行海商法规,已经基本构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海商立法体系,使一部分属于海商法范围的内容,早有了单独的法律调整。因此,我国《海商法》的制定就不再以单纯地     

试论《鹿特丹规则》对我国《海商法》的启示

众所周之,《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和开放签署将对世界航运和贸易带来重大的影响。作为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一次新尝试,不同的航运国家对其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本文从我国《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立法与《鹿特丹规则》的不同点出发,通过初步评析《鹿特丹规则》对于承运人、货方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以及其他相关焦点问题,拟对我国《海商法》对其应采取的立场提出自己的建议。     

论海事的法律冲突

由于各国海事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围绕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法律冲突不断产生，且主要表现在船舶物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海事法律关系中。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海上运输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如何解决海事法律冲突问题已引起了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此文着重论述了海事的法律冲突及国际条约优先，国际惯例补缺，旗国法、意思自治、法院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等解决冲突的原则。     

《鹿特丹规则》下适航义务的变化

200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鹿特丹规则》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趋势。本文对该公约中承运人适航义务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这些变化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主体及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