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论中立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的条件

中立帮助行为能否成立帮助犯不在于设置过滤标准,关键在于精细重构帮助犯的构成要件。须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以行为是否制造、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为判断标准,从物理和心理两方面来进行限定客观要件;同时在判断主观要件时区分"确知"和"应知",原则上"确知"可以认定主观故意存在,而"应知"则不宜认定帮助犯,但当正犯表现出"可得辨认的犯罪倾向"时帮助者不得援引信赖原则阻却故意成立。     

试论共谋共同正犯的规范限缩

共谋共同正犯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共谋行为具有实行行为等价性。一些适用共谋共同正犯处理的问题可以通过间接正犯、帮助犯以及教唆犯等理论加以解决,而无需引入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为了避免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陷入滥用的风险,应从共谋的射程、行为的结构以及实质正犯论的角度限定其适用范围。共谋而未实行者只有在"自己的犯罪"意志支配下参与谋划整个犯罪过程、部分共谋者实施了实行行为且各个共谋者之间形成相互利用、地位对等的关系时才成立共谋共同正犯。此外,共谋而未实行者虽未参与整个犯罪流程但却对实行担当者起到支配作用时,也成立共谋共同正犯。     

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认定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根据帮助取款行为的不同情况,帮助取款者既可能构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行为既遂的判断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者在诈骗罪既遂之前取款的,应构成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取款的,不能构成帮助犯。在电信诈骗帮助犯认识因素的判断中,只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所取款项可能来源于犯罪活动即可,不要求认识到犯罪种类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同时,电信诈骗帮助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诸多区别,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中立帮助行为无罪论

在我国,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生效实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掀起了对中立帮助行为罪与非罪的论辩热潮.立法上对于该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例外地承认中立帮助行为的犯罪性.其实,中立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既不存在物理的促进,也不具有心理的帮助;而且其行为也不是在帮助正犯的主观故意的心理支配下实施的.根据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中立帮助行为人不应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于此,中立帮助行为不具有帮助犯性质,对其应当作无罪化处理.     

容留行为的中立性

容留型罪名可谓吸毒、卖淫违法行为的＂帮助犯＂,被容留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科处容留行为刑罚理应慎重。容留行为通常为提供娱乐服务的业务行为或出租房屋的日常生活行为,行为本身往往具有中立性质,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可为借鉴,科处刑罚时应对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权衡。在自己家中接纳朋友吸毒,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出租的房屋被用于卖淫场所,不宜作为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     

中立的帮助行为司法犯罪化的标准探讨

中立的帮助行为具有日常性,在社会生活中较为多见,若全面将其纳入帮助犯的领域,将造成社会的紊乱。目前我国正逐步推进适度的犯罪化,有必要在司法领域将一部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的中立的帮助行为划入犯罪。以"不真正片面帮助犯罪"为标杆建构中立的帮助行为司法犯罪化的标准,即中立的帮助行为人主观上须对他人的犯罪行为及自身的帮助行为具有明确性认识,客观上须满足相当因果关系说对因果关系的限定。通过主客观方面的严格把握,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合理规制。     

我国预备犯理论中的争议问题研究

对预备犯刑事可罚性持否定立场的依据并不充分。可罚的预备行为固然应当包括准备犯罪工具的行为,但这里的犯罪工具应当限定为我国刑法禁止公民个人所拥有、支配的某些特定物品。可罚的预备行为中的“制造条件”的行为应当理解为与实行行为存在紧密关联的行为。我国刑法预备犯的立法模式是科学的。采用个别化的立法模式则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刑法法益构成抽象危险的行为将无法全面进行惩治。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关问题研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应该被视为共犯从属性之突破,其从立法原意上、形式上及实质上均以被帮助者实行了网络犯罪为前提,其仍坚持共犯从属性之理论。网络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形式上增加"情节严重"之要求;实质上需以折衷说为基础结合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利益原则、法益衡量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则上并未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只有符合形式与实质之要素,方属可罚,故其并未扩大刑罚处罚之范围。     

司法解释中明知推定的双重体系位置

犯罪故意的规范构造由"认识"与"意欲"两部分内容构成,已成通说。但是,故意的体系位置,却存在巨大的争议:因犯罪论体系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体系位置,即使采取同一犯罪论体系,故意的体系位置也存在巨大的争议。明知型犯罪作为直接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在违法性判定中,排除了错误理论的适用空间,是一种一致的主客观对应关系之犯罪类型;在罪责的判断中,提高了罪责的程度,等同于"意图"犯罪中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基于此,在明知型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对行为对象不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认知,则否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若行为人对行为对象没有意图的犯罪的中"高度的法敌对态度",则行为人对其行为不具有罪责。     

贩卖毒品罪共犯疑难问题探析

贩卖毒品罪共犯中有三类情形较为特殊：一是如何定性介绍贩卖毒品行为；二是受他人雇佣陪同贩卖毒品的行为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共犯；三是购买毒品者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之共犯。对此有必要结合刑法理论予以认真分析研究，以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     

不知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定性——兼评司法解释关于贩卖假毒品之定性问题的非合理性

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作毒品进行贩卖的,事实上不可能造成损害法益的结果,不具有实质违法性,属于不具有可罚性且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对象不能犯.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以假毒品冒充真毒品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贩卖的也不是刑法规定的毒品,按照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其刑事责任.     

论聚众犯罪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独有的概念,它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聚众犯罪具有法定性、“聚众”性、“首要分子”必备性等三个必不可少的法律特征。根据聚众犯罪的内涵,其外延应当是确定的,我国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包括纯正的聚众犯罪、选择的聚众犯罪和加重的聚众犯罪等三种共计19个罪名。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探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它侵犯的客体是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 ,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要收买者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仍决意予以收买。在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 ,要分清其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要分清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兼犯有强奸、非法拘禁、伤害、侮辱、虐待等罪 ,应当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所犯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或者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并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指负有共同平等注意义务的二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不注意，共同实施或者促成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客观存在形态。不能因为刑事立法的规定和传统刑法理论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将其排除在共同犯罪之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在确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该考虑过失程度、行为人所处的地位和行为与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Joint Crimes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Joint crimes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are quite common and frequ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Fetching or sending, as well as transferring, of a woman or a child is, in essence, a kind of accessory behavior. Therefore, a person who commits such behaviors shall be punished as an accomplice, except, provid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eing punished as a principal crimin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 person who, for the purpose of buying the victim, instigates or helps others to abduct and traffic in a woman or a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with the severer cr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mplicated offences; a person who, in the process of committing the joint crime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a woman or a child, transforms his/her intention and buys the abducted woman or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clusive offences. A person, who conducts the role of a broker in the process of buying and selling a woman or a child, shall be punished as an access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oint crimes. In addition, a person, who is a practioner in a particular industry, jointly, together with the buyer or seller, commits the crime of abduction of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or children shall be punished with a certain crime or combinedly punished with for several cri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从民事法学的角度看刑事追缴——兼评许霆案件

刑事上的追缴,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的一种收缴的处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追缴是一种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公权上的处分措施。有被害人的财产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并返还受害人,符合民事侵权法的精神,具有民事返还的性质。完善我国的刑事追缴制度,应赋予被害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加强对公检法追缴失职人员的责任追究,对于追缴不足以弥补民事损失的,允许被害人另循民事诉讼途径主张。     

犯罪范畴基础理论研究

犯罪是重大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现象。在相关的学科当中,刑法学和犯罪学与犯罪的关系最为紧密,均以犯罪作为学科基本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科任务和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犯罪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范畴的理解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上很小的差异会给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学科间犯罪范畴的差异与沟通的确是无法回避与忽视的重要问题。该意义上的犯罪范畴,既直接关系犯罪性质的认定问题,也直接关系犯罪圈的划定问题。     

犯罪既遂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