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

证明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收集权

为增加抗辩力度,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有收集证明自己无罪、罪轻证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来源于辩护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不仅是现实需要,也符合国际准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的实现有法律明确授权并明确其证据调查请求权,律师协助收集证据等三种途径。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

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建立以后,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量刑程序证明责任应当是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统一,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不仅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在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时也要承担不利的后果。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与定罪有关以及罪重的量刑证据。辩护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事实。法官在量刑程序中应当中立裁决,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承担的只是对量刑事实的审查义务,以便做出公正的量刑。通过对量刑程序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有效地保障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价值的实现,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举证责任中明确被告人提供证据责任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刑事举证责任 ,无论是提供证据责任还是证明责任主要都是在于控方。纵观各国立法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 ,应承担一部分提供证据的责任。     

诉讼时效抗辩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究——以罗森贝克规范说为分析路径

对诉讼时效抗辩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权利人(原告),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义务人(被告)。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诉讼时效抗辩是依据抗辩权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权利抗辩,应当由提出抗辩事实的当事人,对该事实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有关抗辩事实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经继续计算或重新计算后届满;如果上述事实由权利人主张,则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由义务人主张,则由义务人承担证明责任。     

“非法言词证据”证明问题探究

非法证据的证明对象是＂证据合法性＂。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严格证明的方式基本上是妥当的。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提出言词证据系非法取得的一方,负有主观证明责任,即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和说服法官对言词证据合法性怀疑的责任。当法官对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时,公诉人对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负有提出证据义务和说服的义务。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被害人书面陈述,举证方对其＂合法性＂具有提出证据证明和说服的责任。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提起程序、审查程序、举证、质证、庭外调查程序以及裁判、救济程序。     

论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部分证明责任,但它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证明其可能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认为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也与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不相符合.     

论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兼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完善

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自犯罪构成推定功能产生之后,部分要件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这就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证明不能,就要承担败诉风险,这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证明责任开始分化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其中,推定转移给被告人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而并不转移说服责任.我国犯罪构成由积极要件构成,缺乏消极要件,从而造成推定机能丧失.为此,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以恢复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海量证据的理论与实践——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随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入刑化,这类拥有海量证据的刑事案件如何进行查证一直困扰着司法实务人员。一方面,公诉机关囿于人力物力所限,无法对其中个人信息一一查证属实;另一方面,如果不对信息真实性进行调查,就相当于变相解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这会严重侵蚀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何对两者进行调和,成为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将糅合了统计学、法学于一身的推论规则运用在这类案件中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证明责任包括证明有罪的责任和证明无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告方仍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局部责任,这在许多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认可的实践。我国对此应予以借鉴,它符合诉讼合理主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即刑事政策、证明难易、诉讼效率。     

论刑事自诉的主体及其证明责任的承担

刑事自诉的主体是自诉的当事人 ,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自诉案件中处于原告地位的人。在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中 ,人民法院不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而是要求自诉人在请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时候 ,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基于证明责任的基本理论和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被告人应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之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需要各个方面的保障。     

浅析受害人过错与第三人过错

在侵权行为法中,抗辩事由是针对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而提出来的,所以又称免责事由。侵权行为抗辩事由又分为一般抗辩事由和特别抗辩事由,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属于特别抗辩事由。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受害人要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定的后果。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的,加害人也可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试论被告庭前不利于己供述的证据能力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在庭审中全部或部分推翻其在庭前作出的不利于他本人的供述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被告人庭前不利于己的供述是指对有罪的完全承认和自认。对于被告人庭前不利于己的供述,只要取证的手段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原则上都具有证据能力,而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同时,为了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当对于供述是否是通过法律禁止的手段而取得而发生争议时,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推定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推定是通过改变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来解决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查证、取证问题。由于推定的设定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故应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推定只能局限于实践中确实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几种有限的情况,同时立法上对基础事实的设定必须严谨、科学,以防止对被告人的权利造成过度侵犯。     

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严格责任反思

严格责任是一种关于犯罪意图的推定 ,并且由被告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我国刑法中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外 ,持有型犯罪、醉酒的人犯罪、奸淫幼女犯罪并不存在严格责任的规定。